圣母大学教授获奖！他的《自由主义为何失败》深刻影响了美国副总统万斯等

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作家帕特里克·J·德宁（Patrick J. Deneen） 10月23日获颁“教宗庇护十一世奖”（Pope Pius XI Award for Contributions Toward the Building Up of a True Catholic Social Science，直译为“教宗庇护十一世奖：表彰对建设真正的天主教社会科学的贡献”） ，颁奖方为天主教社会科学家学会（Society of Catholic Social Scientists，SCSS） 。奖项在该学会第34届全国会议期间颁发，会议于10月23日至24日在俄亥俄州约翰卡罗尔大学（John Carroll University）举行。

SCSS自1995年起设立此奖，授予“其努力有助于建立一种真正的天主教社会科学”的学者。SCSS本身成立于1992年，宗旨是在正统天主教教义框架内从事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

德宁在获奖感言中，对这一奖项名称所指向的“真正的社会科学”给出了自己的界定。

“那些在不受青睐的天主教社会科学流派中工作的人明白，其研究对象既不是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被决定且不自由的存在物，也不是现代技术声称能够指挥的无限可塑的物质，而是受造物——男人和女人——他们同时是自由的，又受制于并非由我们制定的自然法则。” “真正的社会科学认识到，当我们承认并遵循这些法则，即使在其设定的宽阔边界之内，我们才是最自由的。 ”

这一表述并非孤立的颁奖辞令。要理解德宁为何以“受造的自由”来界定社会科学的对象，需要回到他三十年的学术轨迹，以及他当前在美国思想论争中所占据的位置。

德宁教授：从政治理论出发的“异端”

德宁1964年7月21日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温莎（Windsor），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中长大，有爱尔兰血统。他1986年获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英语文学学士学位，1995年获该校政治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政治理论的奥德赛》（The Odyssey of Political Theory）获美国政治学会利奥·施特劳斯奖（Leo Strauss Award）最佳政治理论论文奖，导师为威尔逊·凯里·麦克威廉斯（Wilson Carey McWilliams）。1995年至1997年，他曾担任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署长约瑟夫·达菲（Joseph Duffey）的演讲撰稿人和特别顾问。此后他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1997—2005年）和乔治城大学（2005—2012年），在乔治城期间创立并主持“托克维尔美国民主根基论坛”（Tocqueville Forum on the Roots of American Democracy）。2012年起，他受聘于圣母大学，现为政治学教授，并持有戴维·A·波滕齐亚尼宪法研究纪念教席（David A. Potenziani Memorial Chair in Constitutional Studies）。他的研究强调政治哲学、文化与宗教之间的相互关联。

德宁的治学路径被概括为天主教后自由主义（postliberal）思想。他所援引的思想资源包括托克维尔、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圣奥古斯丁，以及他的博士导师麦克威廉斯。获奖感言中“受造物”与“自然法则”的措辞，正是这一思想底色在社会 sci 学与神学交叉地带的直接表达。

自由主义为何失败？——“自由主义失败，因为它成功了”

德宁的公共声誉主要来自2018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自由主义为何失败》（Why Liberalism Failed） 。

该书已被译为二十余种语言，包括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日语、韩语等，中译本亦已问世。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推荐此书，但同时表示自己“并不同意德宁的大部分结论”。一本由天主教后自由主义者所写的对自由主义的系统性批判，被自由派前总统列入推荐书单，这一错位本身即说明德宁触及的问题超出了美国左右阵营的常规分野。

该书的中心论点具有一种自觉的悖论性：“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恰恰是因为它成功了。” 德宁的论证逻辑是，自由主义在解放个体的同时，持续侵蚀了使个体自由得以可能的那些非选择性的制度与习俗——家庭、地方社区、宗教传统、代际纽带。当这些“中间团体”被掏空，个体所获得的是一种没有根基的抽象自由，而实质性的自治能力反而在萎缩。在德宁看来，西方社会的矛盾并非对自由主义方案的偶然偏离，而是其自身逻辑充分展开的后果。

这一批判的锋芒并不限于某一政治派别。他指出，美国左翼与右翼在根本上共享同一种自由主义逻辑：左翼在社会文化层面推动个人从传统约束中解放，右翼在经济层面推动个人从共同体责任中解放，二者合力的结果是社群结构的系统性瓦解。这种对“左右合流”的诊断，使他在美国保守主义内部成为一个既被援引又被警惕的声音。

“贵族民粹主义”

在2023年出版的 《政权更迭：迈向一个后自由主义的未来》（Regime Change: Toward a Postliberal Future） 中，德宁将批判推进到制度建构层面。他提出一个自创的术语——“贵族民粹主义”（aristopopulism） ，主张一种混合政体（mixed constitution）的构想：工人阶级与“有公民意识的精英”之间形成联盟，以取代他所视为腐败且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精英阶层。

这一方案在批评者眼中是模糊的，甚至危险的。有评论指出，“贵族民粹主义”在字面上即是一个矛盾修辞，其实质是用一批新的“道德监护人”替换旧的自由派精英，而非真正改变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权力结构。德宁本人对此并非没有自觉。他在多个场合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拉响警报的人，而非提供完整蓝图的人。

万斯、“思想影响者”与特朗普时代的张力

近年来，德宁最为公众所知的标签之一，是被称为美国副总统J.D. 万斯（J.D. Vance） 的思想影响来源之一。万斯本人曾明确将德宁列为影响其信念的作家之一，与罗德·德雷尔（Rod Dreher）、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和J.R.R. 托尔金并列。意大利天主教刊物《新城市》（Città Nuova）在2026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德宁“影响了副总统J.D. 万斯的思想”；当德宁2018年出版《自由主义为何失败》时，万斯“还没有一个理论框架”，而这一框架“正是德宁后来为他提供的”。万斯还为德宁《政权更迭》一书的封底撰写了推荐语。

然而，德宁与特朗普本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据对其立场的梳理，德宁对特朗普持保留距离，同时担忧“未来还会有更糟的情况，因为领导精英是不负责任的”。他所追求的不是对既有政治秩序的情绪性反叛，而是一种以自然法、德性与地方共同体为基础的后自由主义秩序重建。这种“诊断激进、方案审慎、与权力保持半依附半批判关系”的姿态，使他在当前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光谱中既居于核心，又难以被简单归类。

“受造的自由”

回到教宗庇护十一世奖的颁奖现场，德宁获奖感言中“受造的自由”这一表述，放在上述脉络中获得了具体的分量。

他所说的“受造物同时是自由的，又受制于并非由我们制定的自然法则”，直接回应的是他在《自由主义为何失败》中诊断的那种没有限定的自由。在德宁看来，自由主义所许诺的自由是一种无限定的、自我立法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在逻辑上必然走向自我消耗：当一切限定都被视为压迫，维系自由所需的那些非选择性的纽带便失去了合法性。他所主张的，是一种必须在限定之中才能实现的自由，一种承认“法则并非由我们制定”的自由。这一立场的神学根基在于受造性：人不是自身存在的作者，因此人的自由也不是自我赋予的；但恰恰是在承认这一受造结构中，人才能获得一种不被无限欲望所奴役的自由。

SCSS将奖项授予德宁，确认的是这种思考方式在“真正的天主教社会科学”传统中的位置。庇护十一世1922年至1939年担任教宗，其1931年通谕《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所开启的社会思想传统，核心关切之一正是自由与限定之间的关系。德宁的获奖感言，在某种意义上是以社会科学的语言重述了这一命题。而他此前的全部学术工作——从对自由主义内在悖论的解剖，到对“贵族民粹主义”这一尚未完成的替代方案的摸索——都可以被读作同一种关切的展开：在一个人被反复告知可以成为任何样子的时代，重新追问人实际上被造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