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句话。
“你好可怜哦,死了骨头还被我玩。”
这句话,被人用黑色签字笔,一笔一划写在了一具人体骨骼标本的骨面上。同一具标本上,还有“摸我好舒服”之类的字迹。场景是实训课堂,发布者疑似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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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这件事被曝光的十天前,湖南长沙一所医学院校的2026级大一新生,把“大体老师”的头骨从标本台上拿起来,给它戴上自己的近视眼镜,单手托着,摆好姿势,拍照,发朋友圈。配文是:“有学问的大体老师”“握不住他的手没关系,我们可以握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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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事摆在一起,荒诞感拉满。医学生的解剖第一课,学的明明是鞠躬、默哀、致敬。仪式还没过去几天,鞠躬的那个人,已经开始在捐献者的骨头上写脏话了。
一、先说清楚: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仪式感”破产
很多人会替这些学生辩解:年轻人嘛,嘴上没把门的,开个玩笑而已,骨头又不会疼。
这个辩解,混淆了一件事。骨骼标本作为“物”的属性是教具,但作为“物”的来源,是一个人的遗体。在骨面上写“死了骨头还要被我玩”,消解的不是骨头本身的严肃性,是那个人生前做出捐献决定时,对接收方会善待自己的那份信任。
大理一位93岁的老人,在捐献遗体时说了一句让无数人动容的话:“宁愿医学生在我身上划上千刀万刀,也不愿在患者身上划错一刀。”老人把身体交出去,是为了让这些未来的医生学会救人,不是为了让谁在骨头上刻一句段子,发到网上赚几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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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辣椒评论把这件事的定性说得很准:看似是“玩笑”的行为,背后是生命敬畏感的缺失、职业素养的缺位。医生这份工作不只需要能力,还需要面对生命时的温度。如果在实训期间就抱着轻佻的态度,将来穿上白大褂,患者怎么放心把命交到你手上?
有网友的评论更直白:“今天敢在骨头上写字,明天就敢在病历上开玩笑。对死人不敬的人,对活人也暖不到哪去。”
二、数据摆在这里:6.9万例捐献,每一例都是一份托付
把情绪放一放,看一组数字。
截至2026年9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累计登记遗体捐献6.9万余例。每一例背后,是一个人生前签下的协议,或者一个家庭在丧亲之后含泪点下的头。
但这组数字的另一面,是教学资源的极度紧张。南京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系主任张永杰曾提到,理想状态是一具遗体由2到4名学生操作,不少院校的实际情况是10到13名,甚至15到20名共用一具。温州医科大学每年教学至少需要70位大体老师,某一阶段仅完成1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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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的人本来就少,每一具遗体都是稀缺到不能再稀缺的教学资源。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个“不把大体老师当回事”的画面被传播出去,伤害的不只是那个捐献者的尊严,是下一批原本可能愿意捐献的人的心。
极目新闻的评论点出了这个连锁反应:遗体捐献本就需要极大的勇气,捐献者和家属凭借的是对医学事业的信任。当这份信任换来的是轻佻消遣,必然会让更多人打消捐献的念头。一旦公众对遗体捐献失去信任,本就稀缺的医学教学资源将更加匮乏,最终受损的是千千万万等待救治的患者。
在骨头上写一句脏话,看起来是小事。但它动摇的,是整个医学教育赖以运转的善意基础。
三、比学生写脏话更可怕的,是校方的“不清楚、不负责”
这件事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在学生,更在管理。
长沙那所学校,新生把大体老师头骨戴眼镜摆拍,发朋友圈,被高中同学举报。记者去问校方,多个部门的回应是:“不清楚”“不负责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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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医学院校,自己的学生在课堂上把捐献者的遗骨当道具摆拍,事情闹到全网皆知,管理层的反应是“这不归我管”。
解剖实训室对手机拍摄、标本维护,本来就该有严格的规范。谁负责管、拍了怎么处理、涂写了由谁处置,这些规则如果连学校自己都说不清楚,那开课前的鞠躬和宣誓,就是一场形式主义的表演。仪式上鞠了躬,仪式结束后骨头被人写了字,没有人巡查、没有人制止、没有人清理,那这个躬鞠给谁看?
网易那篇报道的结尾有一句话,特别扎心:“骨骼上的字可以擦掉,标本可以修复。擦掉之后如果什么都没变,同样的事还会找到另一具标本。”
有网友的评论被顶得很高:“学生缺德,学校缺管。缺德可以开除,缺管怎么治?”
四、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把时间线拉长,同类事件反复出现。
2024年,内蒙古医科大学几名学生在解剖课上与大体老师头骨合影,配文“医学生无所畏惧”,引发众怒,校方回应称将加强人文教育。2022年,中山大学有医学生将大体老师隐私部位照片群发并发表不当言论。有医生回忆,自己上课时见过有人在骨骼标本上写“到此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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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轮曝光,都伴随着“加强人文教育”的表态。每一轮表态之后,下一轮照样发生。
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已经发布了《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明确要求医德培养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但一份文件从部委发到学校,再从学校落到一间解剖实训室的课桌上,中间隔着的东西,不是“重不重要”的共识,是“谁来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违反了怎么罚”的细则。
有医学生提到,老师第一节课就说过“拍照发网上会被开除”——但这是口头告诫,还是成文规则,各校并不统一。有的学校有明文处分条例,有的学校只有一句“别这样”。在规则模糊的地方,敬畏就只能靠自觉。而自觉,恰恰是最靠不住的东西。
五、遗体捐献的“管理”,缺的从来不是条文
有人可能会问:遗体捐献的管理,到底有没有规范?
有。各地红十字会都有完整的捐献流程指南,从意愿表达、登记手续、捐献执行,到遗体接收与后续人文关怀,五个环节写得清清楚楚,全程坚持自愿、无偿原则,保障捐献者尊严。器官获取后要完整修复遗体外观,全程默哀缅怀;术前要举行庄重致敬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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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不缺。缺的是,条文从“接收环节”延伸到“教学环节”的那一段。
捐献者把遗体交给医学院的那一刻,管理责任就从红十字会转移到了学校。但学校在“教学使用”这个环节上的规范,往往停留在“解剖操作要规范”的技术层面,对“学生能不能拍、能不能发、能不能开玩笑”这类伦理行为,缺乏像解剖操作那样细致、可执行的刚性约束。
把敬畏写进解剖刀的操作规程里,却没有写进手机摄像头的使用规程里。这就是漏洞。
六、写在最后:先教做人,再教行医
澎湃新闻的评论说了一句特别重的话:“手术刀再锋利,若握刀的手失了敬畏,便与屠刀无异。”
那个在骨头上写下“死了骨头还要被我玩”的人,将来是要拿手术刀的。那个给头骨戴上眼镜发朋友圈的人,将来是要面对病床上的人的。如果他们在面对一具无言以对的遗体时,心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好玩”“可以发”“能涨粉”,那面对一个会喊疼的病人时,他们心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会是什么?
医学可以教,医德没法补考。
#金秋成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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