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关品方
笔者年轻时留日7年,之后一直和日本朋友同窗同事有联系。笔者与当年大部分学友不同,他们赴美英加留学的居多,笔者选择去日本。自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之间纠结着爱恨情仇,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田中角荣在尼克松访华之后,1972年7月抢在美国之前取得中日邦交正常化,踏出关键一步。中美建交要等到1979年。阻碍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恢复正常,始终离不开台湾问题。从现时国际形势发展观察,笔者希望解决台湾问题的日子不会太迟来到。
笔者认识的朋友圈中,中日联姻的跨国情缘最终没有多少能够取得同偕到老的结果,令人深感遗憾。这方面,上世纪的苏曼殊(珠海出生)是一个典型例子。
苏曼殊(1884至1918,享年34岁)的身世是近代中日关系纠缠的缩影。父亲是广东香山(今天的珠海)商人苏杰生,母亲是日本女子河合仙。他生于日本横滨,幼年被带回中国,几番往返中日之间,半僧半俗、亦文亦侠,一生漂泊苦痛。他天资聪颖,文采风流,个人命运的悲欢离合,映照出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日之间爱恨交织、复杂难分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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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身世坎坷,因为他是处在中日夹缝中的边缘人。他少时被送回珠海老家,在宗族环境里,因为混血身份饱受排挤、受尽冷眼,很早就体会到独特身世带来的孤单。他青年再赴日本,在东京读书时接触革命思潮,和章太炎、陈独秀等革命党人相交,积极参与反清活动。在日本,他是日侨华人;回到中国,他因为日本血统难以完全融入。他时而出家为僧,破衲芒鞋;时而执笔著述,翻译外文诗书(包括拜伦、雪莱和佛典)。他奔走于上海、东京、南洋、香港、澳门、珠海之间。后来他肺病缠身,34岁便早早离世。他的小说《断鸿零雁记》,以主角三郎自况。三郎中日混血,异国恋情、相爱而不能相守;家国、身世、爱情的重重枷锁,导致身份撕裂。他以文学投射,哀叹中日两国虽然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却都不能接纳一个完整的他。
笔者到过苏曼殊在香洲前山沥溪社区苏家巷的故居多次,踯躅流连,浮想联翩,对这位短命的混血诗人心怀思慕。他的故居在清代道光年间始建,青砖平房,占地只约40平方米,现在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常设陈列馆,长年对外开放,院内有苏曼殊铜像,展出生平、手迹、照片、译作等资料。近年纳入三溪科创小镇片区,4年前完成修缮;周边开发文创街区,故居本体独立保护,维持清幽安静的氛围。这里是苏曼殊青少年成长期生活了10多年的祖屋。
苏曼殊的代表作,除了《断鸿零雁记》外,还有《绛纱记》《焚剑记》《天涯红泪记》。他的译著有拜伦的诗选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他的绘画别具特色,山水小品简淡空灵,一看就知道是“曼殊的画”。笔者个人认为,他的旧诗风格隽永,比得上杜牧和苏轼。流传最广的名句:《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他融合日本的尺八和樱花到浙江故园,呼应他夹在中日之间无落着的漂泊感觉。此外还有《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写他和日本女子百助的业缘、脱俗禅心与红尘情深的矛盾。最后是《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写慷慨悲壮的革命心志。
从苏曼殊的经历,可以看到近代中日之间多层次的特殊互动。早期两国同受帝国主义欺凌,是革命的同路人。近代中国志士仁人以日本为避难与求学之地。清末大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者流亡日本。日本成为中国革命的海外策源地。苏曼殊在日本结识革命同道,接受思想启蒙。当年不少日本人同情、襄助中国革命,是中日近代一段温情交集。这份同情与襄助混杂日本内部不同势力的盘算,问题复杂,笔者另文再论。中日文化同源,苏曼殊精通中文日文(还有梵文),喜爱中国诗词和日本俳句,推崇东亚古典文化。在苏曼殊的襟怀中,他认定中日共享东亚儒道佛的文化根基,希望亚洲人能够携手抵御西方列强的欺凌。当时的“亚洲主义”思潮,相当高瞻远瞩。残酷的现实是:日本很快走上对外扩张道路,军国主义抬头。苏曼殊认为中日同文同种、理应互相扶持,可惜理想破灭。他以血缘交错力求民间交融,却无能为力。
晚清民初,沿海华商赴日经商通婚,像苏曼殊这样中日混血的人并不少见。民间商贸和婚恋往来本是自然的民间交流,但日本不断挑起冲突,民族对立情绪逐渐高涨。血缘亲近被国益对立、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覆盖。苏曼殊作为跨族裔者,首当其冲承受身份尴尬;血脉相连而个人感情身不由己,被裹挟到两国对立的洪流之中。人间有情世态无情,是时代悲剧的象征。
苏曼殊时而出家、时而还俗,贪吃甜食、肺病缠身,纵情笔墨,看似放浪颓废,实是精神挣扎,从不放弃自己。他的痛苦根源来自混血身世、家国动荡、情爱执念和佛门戒律互相拉扯。他时而出世追求佛门清净,更多的是入世追求革命、文学与爱情。他没有躺平不问世事,而是热心唤醒世人,抒发时代悲凉。他嗜糖暴食、四海漂泊、反复还俗,是内心撕裂的宣泄,不是自暴自弃的行为。苏曼殊理想高远却无处安身,怀着悲悯同情,对家国、对众生心存温柔但找不到出路,是时代夹缝里悲剧型理想主义者。他才学广博,一身多艺;诗词、小说、绘画、外文翻译英日梵俱佳,开创民国哀情小说一脉。他的文学艺术才情冠绝一时。他沧桑遍历后走向佛门,年轻时活在世俗繁华、见过世事浮沉;内心敏感多情,深知人间疾苦。因为重感情,对人世悲欢有强烈感知。身处清末民初乱世的满目疮痍、荒唐悲凄,佛法成为他安顿心灵的路径选择。他的作品清冷孤寂,自带悲悯同情,文字书画极少热闹,更多的是苍凉、空灵与哀愁。
苏曼殊半僧半俗,反复摇摆,是行而不得,逃而不得。他几次出家又屡次还俗,戒律守不住,不断被尘世情感和家国心事拉扯。他的出家更像暂时避难,痛苦来了躲进寺院,情思一动重回红尘。他没有坚定持续的修行意志,一生被情爱纠缠,又心怀反清救国;他的作品常带儿女之情和家国之忧。苏曼殊像飘零孤雁,进退两难,一生处在撕裂和漂泊之中,反映时代和身世造成的精神困局;身在僧门,心在红尘,一生无法自我和解。作为中日混血,他的毕生困境,是那时代中日民族矛盾无法调和、国仇家恨纠结难解的缩影。
苏曼殊的悲剧给今天的启示:作为理想主义者,他向往东亚和平、文化交融,但他没能看清近代日本的所谓“亚洲主义”被军国主义劫持,以大东亚共荣圈为侵略的借口。后来的侵华战争,把中日两国推向深重的民族仇怨。中日一衣带水,文化相通,民间自古就人员往来、文化互鉴;日本近代的侵华战争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伤痕。
中日既有割不断的文化、地缘和民间纽带,如今又有沉重的历史伤痛,现实中持续存在地缘政治矛盾。民间可以有情缘、文化可以有共鸣,但国家主权、历史是非不可含混模糊。中日友好交流必须建立在正视历史、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由于历史原因,日本的政治社会制度本质上仍然是皇权立宪制度下的诸侯分封,是半资本半封建的结构,没有真正的民主元素。日本的右翼分子其实只有大约600万人,但掌握着其他1亿1400万普通日本民众的命运,近年更有积极发展新型军国主义的趋势,看来难以逆转。
苏曼殊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个半生漂泊的混血文人、诗人、僧人。他横跨中日的生命体验像一面镜子:中日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或友或敌。文化同源、地缘相近、民间交融是客观事实;侵略历史、民族创伤、现实博弈,同样是客观事实。中日之间纠缠百年、爱恨并存的特殊关系,至今仍是两国相处绕不开的命题。笔者深信,中日产生矛盾根源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中国而引起,中日矛盾缓和必将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者被彻底粉碎而获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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