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许都尚未成为曹操的政治中心,颍川士人荀彧来到曹操身边,带来的不只是一套谋略,更是一条能够长期经营天下的道路。
曹操当时兵力有限,根基未稳,身边也不缺能出奇计的人,却缺少一个能替他判断大势、安排后方、持续举荐人才的核心人物。荀彧的价值,恰恰不在某一场战役,而在于帮助曹操搭起了争夺天下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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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则是在荀彧推荐下进入曹操幕府。两人的分工,很快显出差别。郭嘉更像一把锋利的短刀,专门寻找敌人的破绽;荀彧则像一张铺开的地图,既看眼前胜负,也看政权能否站稳。
郭嘉初见曹操时,曹操曾问他:“袁绍兵多将广,怎样对付?”郭嘉回答的核心,并不是简单比较兵力,而是提出“十胜十败”,从道义、用人、决断、军纪等方面分析曹操与袁绍的差距。这番话提振了曹操的信心,也让曹操看到了袁绍集团内部的致命问题。
郭嘉真正高明的地方,是能够抓住时机。孙策平定江东后声势很盛,许都一度担心他乘虚而入。郭嘉判断孙策性情轻率,又树敌过多,容易遭到刺杀。建安五年,孙策果然被许贡门客刺伤,随后不治。这类判断,带有很强的军事直觉和人物洞察力。
袁绍死后,郭嘉没有建议曹操立刻扑向河北,而是判断袁绍诸子必然争权。等袁谭、袁尚彼此攻伐后,曹操再出兵,果然迅速打开局面。这里面有计策,也有对人性的准确把握。不得不说,郭嘉确实是曹操身边最出色的临机谋断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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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把官渡之战的胜利全部归于郭嘉,并不符合史实。官渡决战中,荀攸献计袭取乌巢,曹操亲自率军突击,许攸的情报也起了重要作用。荀彧更在曹操粮尽之时写信劝守,指出双方已经到了决定胜负的关头。曹操若此时撤退,前面的经营可能尽数崩塌。
荀彧的贡献,往往藏在战报之外。曹操迎奉汉献帝一事,便有荀彧的重要推动。荀彧提出“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意思是先稳住根据地、取得政治名分,再逐步解决周边势力。这个判断,使曹操拥有了其他军阀难以相比的资源和号召力。
兴平元年,曹操攻打陶谦期间,兖州发生叛乱,吕布趁机进入。曹操的地盘几乎土崩瓦解,荀彧却守住鄄城,并与程昱等人保全东阿、范县,使曹操仍有反击的支点。若这三处失守,曹操未必还能重新夺回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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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很能说明荀彧和郭嘉的不同。郭嘉擅长预测敌人的下一步,荀彧则能在局势濒临崩溃时,替曹操保住基本盘。一个偏向战场判断,一个偏向全局经营,不能只拿几条妙计来衡量高下。
荀彧还承担着主持后方的责任。曹操外出征战时,军粮、政务、人才任用,都需要有人处理。荀彧长期居中协调,使曹操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行动上。更重要的是,荀彧为曹操推荐了荀攸、郭嘉、戏志才、钟繇、陈群、杜袭等人,曹操的人才集团因此不断壮大。
有意思的是,郭嘉的仕途起点也与荀彧有关。郭嘉先投袁绍,发现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便离开邺城。荀彧了解他的才能,才把他引荐给曹操。可以说,郭嘉是荀彧所发现并推到曹操面前的一把快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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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荀彧与曹操的关系,后来出现了根本裂痕。曹操希望进爵国公、接受九锡,荀彧却认为这会损害汉室名分,因而没有表示支持。建安十七年,荀彧在寿春忧惧成疾,不久去世,时年五十岁。关于他是否因曹操逼迫而死,史书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后世传说当成确定事实。
郭嘉去世于建安十二年,年仅三十八岁。曹操后来在赤壁失利,曾感叹若郭嘉仍在,自己或许不会遭此败局。但赤壁之战涉及水战经验、军队疫病、后勤补给、孙刘联盟以及曹军不习水战等多重因素,不能简单解释为郭嘉一死,曹操便失去了胜利保障。
若论奇谋、应变和对敌判断,郭嘉堪称一流;若论政治眼光、战略布局、后方治理和人才组织,荀彧显然更高一层。郭嘉是曹操麾下的重要谋士,荀彧却参与塑造了曹操集团的基本方向。正史中的两人并非同一类型,更不能用一句“郭嘉不死”抹平他们在地位与作用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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