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诈骗罪律师：诈骗罪数额核减怎么争取轻判？审计报告算不出的三笔钱

作者：杜超律师，北京市炜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民交叉部主任，常驻执业地山东济南。本文围绕诈骗类刑事案件做实务分析，基于济南办案经验，可供山东地区参考，省内各地办案尺度存在差异；内容仅作法律知识科普，不构成对任何个案的法律意见，也不承诺任何案件结果。

核心结论：审计报告回答的是“钱流过了多少”，刑法要回答的是“行为人占有了多少”。这是两个问题，差额就是量刑空间。 会计师按准则记账，任务是把资金核对平，无权判断哪笔钱不属诈骗。“案发前已归还的钱”“为骗而先付给被害人的对价”“没有实际取得的层级分润与未遂部分”，这三类在账上都是合法资金流，在刑法上都不该计入诈骗数额。

一、先看清数额与刑期的换算关系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三档：数额较大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数额巨大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数额特别巨大的，十年以上或无期。山东省执行的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第一条标准：六千元为数额较大，八万元为数额巨大，五十万元为数额特别巨大。

但只看档位不够，档内每减一笔钱，刑期都在往下走。《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三个档次的量刑起点分别在一年以下、三年至四年、十年至十二年内确定；起点之上，数额较大的每增六千元加二个月，巨大的每增一万元加二个月，特别巨大的每增六万元加六个月。

这就是落点：数额较大档，核减三万六千元等于六个月；数额巨大档，核减六万元等于一年；数额特别巨大档，核减三十六万元等于三年。不必改罪名，把不属于诈骗的钱拿出去，宣告刑就往下走。这也是数额核减成为诈骗案性价比最高工作的原因：它同时改变三样东西——起点档位、档内基准刑、退赃口径。

二、审计报告的边界在哪里

审计报告在诈骗案里几乎标配，办案机关常直接以其认定金额作为起诉数额。但它的性质决定了它答不了刑法问题。

第一，任务是核账，不是定性。注册会计师按准则核对资金进出是否真实、账目是否平衡；一笔钱是诈骗所得还是正常货款属法律定性，不在准则范围。报告往往只写“共流入××万”。

第二，委托口径往往过宽。委托书常写“对涉案账户资金流水进行审计”，口径一定，工资、消费、经营往来都被计入结论。审计人员没算错，是委托事项没要求区分。

第三，方法披露常不足。附表几百页却缺方法说明；统计期间与案发时间不吻合；同一笔资金多次流转被重复计入；以汇总表代替凭证。这些都是质证空间。

第四，管不了时间与主观维度。何时归还、什么心态、是否为取信而预付对价，都需法律评价，账本上只有一个日期和金额。

结论是：审计报告能证明资金流过多少，不能证明诈骗数额多少。后者要结合全案证据判断——这正是辩护介入之处。

三、第一笔：案发前已经归还的钱

这是最有价值、也最常被忽略的一笔。规则明确：诈骗数额以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发前已归还的，原则上应予扣除。最早见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1991年《关于申付强诈骗案如何认定诈骗数额问题的电话答复》——应把案发前已被追回的款额扣除，按最后实际诈骗所得计算。1996年《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又规定“后骗还前骗”应扣除已归还部分。该解释2013年废止后实务长期延续，《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立场相同：案发前返款属积极挽回损失，扣除更符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更有力的对比：现行有效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明确写着“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同一法益、同一行为结构，普通诈骗没有理由适用更严的算法。

效果常落在临界点上：累计骗取九万元、案发前退还一万五千元，未退还七万五千元，数额就从“巨大”落回“较大”，起点从三年至四年落到一年以下。扣与不扣，隔着两年刑期和一次缓刑。

三个技术要点决定这条规则能否用上。

时间节点必须是“案发前”。 案发后家属赔付的属退赃，走从宽情节，不扣数额；分界点是立案或被害人报案。转账记录上的日期，就是这条规则的全部分量。

要区分主动与被迫归还。 主动归还（未被追讨即返还）最能体现对该部分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扣除最稳；反复追讨后才退的，有观点认为只作量刑情节。只谈“还了钱”不谈这个区分，常被“属退赃”一句顶回。

必须逐笔列出。 清单写明日期、金额、付款账户、收款人及对应指控，与起诉书逐项对上。

四、第二笔：为了骗而先付出去的钱

第二笔是“反对给付”——为取得被害人信任，在诈骗过程中先交付给被害人的财物。常见结构：以合作名义收取十万元，收款前后先交付价值三万元的设备。审计报告显示“流入十万元”，那三万元作为支出记在别处，两者不抵销；但刑法上损失只有七万元。

必须区分两类成本，结论完全相反。

支付给被害人的，可以扣。 它直接弥补损失，压缩实际占有范围。

支付给第三方的，一般不扣。 买作案工具、租场地、雇人、投广告、付中介费，都没弥补损失，只是犯罪成本。上述非法集资解释第八条明确，集资诈骗中付的广告费、中介费不予扣除。

判断标准就一句：这笔钱有没有落到被害人手里、有没有实际减少损失。 花在别处的不要争。实操上把每笔支出的收款方、用途、时间列出，与对应指控挂钩；给被害人的与给第三方的必须分栏。混在一起提，等于把能扣的和不能扣的一起交出去。

五、第三笔：没有实际取得的那部分

共同犯罪与层层代理案件里，账面总额与个人实际所得常差着数倍。

第一层是层级分润。 被害人交一百万，平台抽三成、总代理拿两成，执行者只拿到五十万。审计报告记录这一百万的完整流转，因为账要平；但执行者的诈骗数额应按实际取得认定。

第二层是没有参与的部分。 一般参与者只对本人参与、知情、分得的部分负责，证据要落到四项：时间段、经手笔数、分赃比例、知情范围。

第三层是既遂与未遂的分野。 法释〔2011〕7号第六条规定：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处罚较重的规定；属同一幅度的，以既遂处罚。《量刑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以既遂定基准刑的，可综合未遂的实行程度、损害大小、未遂原因，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以未遂定基准刑的可增40%以下。实际含义是：未遂部分不能与既遂简单相加，只能作为增加基准刑的百分比。二十万既遂加三十万未遂，合并成五十万就直接进入“特别巨大”；分开评价则以二十万定基准刑。差别在跨不跨档。

这一笔最难在举证。个人实际所得每个数字都要有凭证：提成记录、工资流水、分赃转账、后台数据、代理协议。当事人说“我只拿到一半”，没凭证，这说法在卷宗里几乎没有分量。

六、为什么这笔账必须算

这不是能力问题，是分工问题。审计看“账对不对”，辩护看“数额该不该算”。 案发前已归还的钱，账上是正常支出，借贷平衡、凭证齐全，会计角度无可挑剔，刑法角度却不属诈骗数额。单靠审计算不出量刑空间，原因在此：账本不做价值判断。

操作路径确定：阅卷先调委托书原文看口径；再逐笔核对附表与银行凭证，找重复计算、期间错配、以汇总代替凭证之处；然后按三类做核减清单，注明依据与凭证编号；最后书面提交检察院。

这份清单就是量刑意见的基础，支撑三项主张：核减数额、按核减后数额退赃、下调基准刑。顺序上有个坑：核减与退赃不能反。 退赃是态度，核减是事实。按虚高总额先赔了钱，多支出的部分换不来对等从宽，还会被视为对虚高数额的默认——该退的钱退了，该减的刑没减。

七、常见问题

问：济南诈骗罪诈骗金额能改吗？

答：报告是证据，不是结论，可以质证，也可申请重新鉴定。有效做法不是笼统否定，而是逐笔指出：重复计算多少、期间错配多少、哪些属案发前已归还、哪些是给被害人的对价。指出错在哪，比主张报告不可信有用。

问：诈骗数额减下来刑期能减多少？

答：按《量刑指导意见》，每六千元折二个月、每万元折二个月、每六万元折六个月。更关键的是临界点：退回低一档，起点整体下移，收益远超线性折算。

问：已全额退赔，还能再争数额吗？

答：可以，但难度上升，全额赔付容易被理解为对原始数额的认可。此时仍可从重复计算、期间错配等技术问题入手，并说明赔付超出实际数额。

问：家属现在能做什么？

答：三件事。银行流水按时间整理成册、标出用途；退款还款凭证抽出、注明日期，圈出案发前那部分；工资、提成、分账记录找齐。这三样对应第三、五节两笔核减。

问：最后一般会怎么判？能不能缓刑？

答：无法预判具体判决结果，凡是承诺保证缓刑均不可信。能否缓刑主要看犯罪数额、是否退赔、认罪认罚、主从犯、有无前科。数额越大缓刑空间越小。应当先核实数额、评估定性空间，再考量量刑辩护。

问：家人被刑拘后，家属最容易做错什么？答：家属常见三类错误：删除聊天记录、和相关人员串供统一说辞、未请律师就自行和被害人协商赔偿。前两项会形成逃避侦查的不利推定，直接损害不批捕、取保的机会；盲目谈判也会锁死协商空间。

问：找律师早一点和晚一点，差别在哪？答：关键差异集中在初次笔录、涉案金额认定、37 天批捕窗口期。无准备下的当事人笔录，容易形成对自己不利表述。律师及时介入，可以厘清案情、异议数额、递交不批捕法律意见，关键时间窗口错过将不可逆。

八、结论

诈骗案的数额不是账本上的总数，而是需逐笔作法律判断的结论。审计报告能说清钱流过了多少，却答不了三个它无权回答的问题：这笔钱是不是已还了、这笔支出是不是给了被害人、这个人是不是真拿到。

这三问的答案，就是量刑空间本身。

按《量刑指导意见》换算，数额每减一笔，刑期就往下走一截；减到跨过临界点，起点整体下移。这项工作不必等判决，从阅卷第一天就能做。

另需说明：“案发前归还”的扣除各地尺度不同，主动与被动归还的处理也有差异，均需结合案情判断。任何声称能给出确定减刑数字的说法都值得警惕。本文不构成个案法律意见，具体案件请带材料面询。

作者：杜超律师，北京市炜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民交叉部主任，执业证号：13701202010189936，常驻执业地山东济南；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工学双重学习经历，擅长程序与技术类刑事辩护，包括醉驾、人身犯罪、网络犯罪、开设赌场、诈骗、传销、强奸、组织卖淫、毒品等与鉴定、金额核查、谅解协商相关的各类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