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8月，山东胶东，谭震林读到粟裕写来的长信，没有急着批复，而是拿起笔，在几处文字旁边画了圈。信中既有对战局的解释，也有对失误的承担。两位将领之间那种既能直言、又不伤信任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往来中显出分量。
很多人谈起谭震林与粟裕，容易被“批评信”三个字吸引，仿佛两人曾经关系紧张。其实，战争年代的高级指挥员，最忌讳只听好话。战局顺利时要讲方法，出现问题时更要把责任掰开说清楚。谭震林的直率，恰恰建立在对粟裕能力的认可之上。
1947年夏，华东野战军执行外线作战任务，南麻、临朐等战斗没有达到预期。粟裕随后向中央检讨，承认指挥中存在问题。谭震林也写信提出意见，认为有些部署考虑得不够周全。话说得重，却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更没有否认此前取得的战果。
粟裕的回信篇幅很长，逐项说明情况，也承认自己应负的责任。两人讨论的是战役指挥，不是个人得失。谭震林没有因为意见尖锐而疏远粟裕，粟裕也没有因受到批评便心存芥蒂。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反倒说明彼此有足够的信任。
这种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形成。抗日战争时期，粟裕在苏中负责军事指挥，谭震林长期承担政治工作、群众动员和根据地建设。一个要研究如何打仗，一个要保证部队有兵源、有粮食、有群众基础。两人的分工不同，目标却完全一致。
苏中地区敌伪据点密集，部队规模有限，不能只靠硬碰硬。粟裕善于捕捉战机，常以局部优势集中兵力；谭震林则重视地方组织和民众工作，使部队能够持续作战。战场上的一个判断，往往要靠后方许多细碎工作托住。这个道理，两人都明白。
有意思的是，谭震林并不把自己包装成纯粹的军事专家。他在许多场合更看重组织、动员和后勤方面的作用，也知道自己在哪些领域应当听取专业意见。正因如此，他对粟裕的佩服，并不是客套式的赞扬，而是对军事才能的实在认可。
王石达曾回忆，外公谈到几位重要人物时，对不同人的长处分得很清楚：毛泽东长于政治和战略，陈毅善于统筹全局，粟裕则在战役指挥上计算精细、出手果断。这样的评价，未必是正式结论，却能反映谭震林长期相处后的个人判断。
莱芜战役发生在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以快速行动围歼国民党军，取得重大胜利。谭震林在华东部队中资历深、威望高，粟裕则以具体战役设计见长。胜负面前，谭震林并没有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而是对粟裕的指挥才能表示认可。
同年秋季，华东野战军根据形势调整兵力部署。粟裕提出新的作战设想，谭震林表示赞成并推动落实。这里面有个关键细节：两个人可以在某一封信中争论，也可以在新的军事方案上迅速达成一致。对事不对人，是他们合作能够延续的重要原因。
渡江战役前后，粟裕承担了重要的军事筹划工作，谭震林也参与地方和部队相关事务。面对地图和兵力部署，谭震林有时会直接询问：“这一仗为什么这样打？”粟裕便把江面、渡口、炮火和部队行动一一解释。听明白后，谭震林立即执行，而不是反复计较谁提出了意见。
这种信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存在。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谭震林后来长期从事地方和国家事务，但在军事问题上，仍尊重粟裕的专业判断。两人所处岗位发生变化，过去形成的工作默契并没有因此消失。
1978年，围绕淮海战役的资料整理和文献编写重新受到重视。有人前往南京请教谭震林，希望他提供回忆和判断。谭震林谈得最多的，仍是粟裕在战役部署、兵力调动和临机决断上的作用。他不满足于泛泛而谈，而是反复核对地点、部队和行动次序。
据相关回忆，谭震林曾说过，自己最佩服的人中有粟裕。这个“佩服”，不是下属对上级的服从，也不是晚辈对名将的仰望，而是一个长期参与革命战争的老同志，对另一位战友军事能力的评价。
两人的通信和争论，留下的并不只是私人交情。那里面有战场判断，有责任意识，也有高级指挥员之间难得的坦诚。谭震林敢于指出问题，粟裕能够面对批评；需要合作时，两人又能迅速把分歧放下。这样的相处，才是那段战火岁月中最可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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