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三渡赤水，蒋介石为何不慌？——红军最绝望的"之"字路

——当所有人都以为蒋介石被"声东击西"耍得团团转时，真相是红军已无北渡之力

3月16日晚，红军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于茅台县三渡赤水，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一副北渡长江的姿态。

很多书籍都认为，三渡赤水使蒋介石十分恐慌，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所以急令川军防堵于西，黔军防堵于东与南；滇军向赤水河靠近；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实行尾追。

其实，蒋介石没有那么惊慌。

他当时虽然摸不清红军战略动向，但鲁班场战斗红军啃不动周浑元部，他感到红军已经没有很强的战斗力了。

一渡赤水时，红军丢光了重武器，火力不行，攻击能力就不行。二渡赤水时，遵义大捷，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空前的胜利，但实际上兵力受到非常大的损耗。彭德怀向中央报告，三军团一般只有主力连队能达到五六十人，非主力的连队只有四五十人。

红军战斗力大大下降，蒋介石很高兴。

从国民党的资料看，红军突然间三渡赤水，蒋介石想的是红军很可能要分散游击，化整为零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不相信红军还有北渡长江的实力了。所以在重庆电示薛岳：“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势将化整为零，在乌江北岸，长江南岸，横江东岸打游击，冒险渡长江公算不大；应令各纵队实施江西围剿时之碉堡战术和先求稳定、次求变化的方针，分路自得截堵，逐次缩小，加以包围。”

在蒋介石一系列命令下，湘军东开，在遵义城周围修筑碉堡；中央军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川军进至长江以南叙永、赤水城、土城、古蔺一带修碉封锁；滇军进至毕节以东修筑碉堡。蒋介石声称：“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若再不消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红军再次面临千钧一发的时刻。

三渡赤水预定进至的古蔺、叙永地区已三面受敌，回旋余地十分狭小，难以发展；若敌人碉堡封锁线形成，势必又将出现第五次反"围剿"局面，红军再打破将十分困难。

一、四天，决定命运的一次转向

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司令部当机立断，决定四渡赤水，在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四渡赤水，成为红军脱离险境关键的一招。3月16日晚三渡赤水，到20日晚决定四渡，仅仅间隔四天。若是今天，这点时间连行动草案都难拿出来，更谈不上完成战略方针的转变了。

危机对人的压迫，使决策机构超高速运转。可以看看四渡赤水前党中央、总政治部致电各军团首长的电报：“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派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架桥，打破任何困难”；“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

四渡赤水前语气如此严重急迫，与二渡赤水后取得遵义大捷的《告全党同志书》“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给了我们进行部队休息、训练、整理、扩大的可能”，"我们当前的中心口号是：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形成鲜明对照。

这是突破湘江封锁线后，红军最高指挥机关下达命令时的最严重用语。令人想起在湘江战役的危重关头，林彪发出的那封"军委须星夜兼程过河"的电报。

二、四渡赤水，不是神机妙算

虽然有了二渡赤水的遵义大捷，但三渡赤水前后出现的严重局面，不是我们今天只凭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经过要图》便感叹毛泽东神机妙算英明伟大、我军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招招制敌、敌军处处防不胜防疲于奔命那样简单的；几十年后纪念馆内的沙盘演习，亦绝非当时当地红军的真实处境。

四渡赤水不是一个出神入化的、闲庭信步的、游刃有余的行动，而是一次次面临绝境，陷入困境、危境，一次次从危境中解脱，获得新胜利的过程。

连最富忍耐力的周恩来后来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

连以宽容大度的总司令朱德，在四渡赤水期间也两次大发其火。

一次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朱德亲上前线督战，见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对躺在担架上指挥的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发了火。

另一次是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干部团奉命折掉浮桥，但九军团还未过江，朱德知道后对干部团的陈赓、宋任穷发了很大的火。宋任穷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

三、那是一段怎样的"非常时期"

那的确是一段非常时期。川、黔、滇边区回旋余地如此狭小，蒋介石又调集川军、黔军、滇军、桂军、湘军，加上中央军，重兵云集，围追堵截；敌我之间常常是你来我往，互相穿插；部队与部队间空隙相当有限；生死之交，胜败之别，常常决定于一瞬之间。红军一着不慎，确实有满盘皆输的可能。

而且红军来到川、滇、黔以后，在江西苏区与敌军相比明显占优的山地机动能力也不明显了。川军、黔军和滇军长期征战于云贵高原，皆具很强的山地行军能力。红军这方面与他们相比，不占有明显优势。就是最弱的黔军也有极强的山地行军能力，使其同样具有行动飘忽的特点，并非不堪一击。一渡赤水前部队向土城行进时，三军团五师就突遭黔军袭击，部队颇有损失，五师师长李天佑因此被撤职。黄克诚率四师实施反击，虽然将敌击溃，但黔军爬山本领极高，跑得飞快，红军追击了好一阵子也没有追上。

二渡赤水的遵义大捷也使红军付出了很大代价。打了王家烈的老根，黔军也拼了命。这种时候黔军的战斗力并不弱于蒋介石的中央军。红三军团伤亡严重。军团参谋长邓萍阵亡，张宗逊、钟赤兵等多名师团领导受伤。遵义战役后彭德怀给军委的报告中说：红三军团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三个团，每连只能编四五个班。可见部队损失之大。

而且红军作战，人生地不熟，没有根据地，没有老百姓给提供消息，提供粮食。在赤水河连续四次走Z字型路线，大家的耐受力都达到了极限。

新的方向在哪里？

新的根据地在哪里？

所以从来不发火的朱总司令两次发火，从来不叫困难的周恩来说"相当艰难困苦"，就没有什么奇怪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绝不是历史用托盘端上来的一份幸运礼物。把四渡赤水看成是一场出神入化的神机妙算和从容不迫的巧妙行军，糟踏的是我们自己那部艰难曲折的奋斗历史。

（注：文章各标题为本编辑提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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