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海南潭门港,独臂考古学家王恒杰登上一艘渔船,准备驶向南沙。码头上没有隆重仪式,船舱里装着米菜和考察工具;这趟航程的分量,却远不止一次出海。
王恒杰长期从事边疆考古研究。对他来说,南沙并非地图上遥远的一片海,而是需要用实物、遗址和文献认真辨析的历史现场。岛礁上的生活痕迹,能否被找到、保存并研究,成了他惦记多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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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他曾随海军船只到西沙考察。1991年5月,他抵达永兴岛,观察周边岛礁。那次经历让他更清楚地看到,海上作业受天气、船只和航程限制,考古工作很难照搬陆地上的方法。遗憾的是,风浪使他没能继续前往南沙。
一年后,他再次争取机会。这回没有大型考察船,同行者主要是海南渔民。渔船驶离潭门,王恒杰带着简便装备,也带着一个明确目标:尽可能搜集南沙海域及岛礁上的历史遗存。
海上考古,常常从不起眼的碎片开始。渔船行至永登暗沙附近,潜水员在水下发现陶片,打捞上来后交给王恒杰辨认。陶片呈橘黄色,夹有礁砂。它的年代与产地仍须进一步研究,但对于刚刚展开的考察,这无疑是重要线索。
随后,队员们在福禄寺礁一带收集到青瓷碎片和古钱币,还发现一件铁锚。锈蚀与附着物说明它在海中经历了漫长岁月,锚身所见字样也为判断其年代和来源提供了依据。王恒杰十分重视这些发现,却并未把一件器物当成结论;出土位置、器物特征与相关资料,都需要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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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次航行最难的一关,并不在水下,而在太平岛。岛上当时由台湾方面驻守,大陆考察人员此前没有登岛。王恒杰想上岛查看遗迹,船员却担心引发误会,也担心整船人陷入险境。
出发前,王恒杰曾向有关方面请示,得到的答复是不宜登岛。船上气氛一时凝重。有人问:“还去吗?”他坚持认为,考察所需的实地调查不能轻易放弃,但也清楚,决定并非只关系自己。
据相关记述,王恒杰最终以求医为由争取登岛机会。渔船派出小艇送他靠近岸边,岛上先有枪声示警,随后守军将他带到驻地询问。面对对方关于来意的追问,他说明自己是考古人员,希望查看岛上遗存。沟通之后,他获准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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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历后来常被概括为“装病登岛”,但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说法本身有多传奇,而是当时的现实处境:岛屿由不同方面实际控制,海上行动存在风险,考古人员必须在有限条件下寻找沟通空间。王恒杰并非单凭胆量行事,同行渔民的配合、对方的处置以及现场形势,都影响着考察能否继续。
在太平岛上,王恒杰留意到岛上的建筑、纪念物和生活遗迹,也开展了文物调查。相关报道提到,考察中发现汉代陶器、宋代青瓷片以及古钱币等遗存。这些材料提示,早期中国人曾在南沙海域活动,可能涉及航行、停留和生产生活。
不过,考古证据的意义需要说得准确。陶片、钱币和铁锚能够证明特定时期的人类活动,也能为研究中国与南海岛礁的历史联系提供实物材料;它们不能单独替代对历史文献、地理资料和国际法问题的综合论证。把考古发现放回具体背景中,证据才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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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恒杰是独臂考古学家。身体上的不便没有让他放弃远航,却也不该被写成传奇故事的全部。真正耗费心力的,是在海上辨认零散器物、记录地点、保护材料,再设法把发现带回去研究。没有这些细活,所谓“找到证据”便只是一个空泛说法。
1992年6月20日,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了中国考古人员在南沙的勘察与文物发现。消息受到关注,反映出当时南海历史问题已进入公共视野。对考古工作而言,报道只是传播的一环;器物的科学鉴定、资料整理和持续调查,才决定成果能否经得起检验。
南沙的历史,不会因为某次远航便被一锤定音。王恒杰的考察留下了可供研究的实物线索,也填补了当时相关田野调查的空白。那趟渔船从潭门出发时,船上装着日常物资;返航时,带回来的则是需要继续辨析、保存和研究的历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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