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不能靠“回本”，谁的钱袋都不是司法提款机

假如办案需要靠罚没“回本”，侦查方向便可能受到财产规模的牵引：证据尚在搜集，收益已经可以预估；案件尚未审结，支出已经盼着报销。到这一步，越有钱的人越容易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无罪结论反而可能显得不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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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需要看见，主案中的证据得到了独立审查，被告人的辩解仍有改变结论的可能。关联裁判不能成为一道提前落下的闸门，让主案的庭审只剩下核对姓名。

作者 | 杨雄

出品 | 有戏Review

据刘虎和张梦云报道，辽宁企业家佟钢及其前妻王荣丽在一起涉黑案件中，一审分别获刑二十五年、十七年七个月，均被判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两人提起上诉。

2026年10月，王荣丽向最高法提交控告材料，相关辩护人也提出管辖异议，争议涉及关联案件先行认定、二审是否开庭、取证合法性及巨额财产处置。

报道披露的刑讯、逐利办案等指控，尚须有关机关调查核实。但这些问题既已被具体提出，就不能只让控告材料在收发室里完成一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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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报道截图）

1、离婚证没有免罪功能，结婚证也没有定罪功能

这起案件最引人关注的细节，是一段早已结束的婚姻。

依照报道援引的控告材料，王荣丽与佟钢于1997年离婚，2003年完成财产分割。辩方据此主张，两人的生活与经营早已分开，不能把旧日婚姻直接换算成犯罪组织中的从属关系。

这项主张应当接受证据检验，检验的方法却不能是翻一遍旧户口本。

离过婚的人当然可能共同犯罪。维持婚姻的人，也完全可能对配偶的犯罪毫不知情。刑事责任需要落实到具体行为、主观明知和证据联系，不能由婚姻登记机关提前代办。

法院需要回答的，是王荣丽究竟做了什么，知道什么，参与了什么；哪些证据能够证明她加入、参与了被指控的组织。曾经共同生活，曾经共同经营，甚至彼此借过钱，都需要放回具体事实中判断。

“前妻”可以交代人物关系，承担不了定罪任务。否则，离婚证的有效期就太奇怪了：分割生活时有效，解释刑责时又自动失效。

报道提到，辩方以王荣丽深居简出、吃斋念佛等情况说明其生活状态。其实，一个人有没有宗教习惯、性格是否温和，都不该成为这场讨论的支点。佛珠不能证明无罪，账户余额同样不能证明有罪。

法律应当有本事处理一个既不讨喜、也不清贫的被告人。只有这样，它保护普通人的承诺才可信。

2、办案一旦讲“回本”，法律就容易被算成生意

报道中最需要严肃核查的说法，来自匿名消息人士：罚没收入存在高比例返还，以及专案开支与王荣丽财产处置之间存在联系。

这些说法目前不能直接写进事实结论，更不能据此给具体人员判定动机。需要拿出来核对的，是财政拨款、经费安排、罚没收入缴库与财物处置记录。

账本比传闻结实，也比表态诚实。

财政部《罚没财物管理办法》已经明确，罚没收入与经费保障应当分离；罚没收入预算不得作为收入任务下达，执法机关经费预算安排不得与本单位任何年度上缴的罚没收入挂钩。规则专门防范的，正是执法权与收益之间那条危险的利益连线。

办案有成本，社会应当依法负担。但犯罪嫌疑人的财产不能因此变成项目预算的兜底账户。

假如办案需要靠罚没“回本”，侦查方向便可能受到财产规模的牵引：证据尚在搜集，收益已经可以预估；案件尚未审结，支出已经盼着报销。到这一步，越有钱的人越容易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无罪结论反而可能显得不够经济。

这正是必须切断利益联系的理由。我们不必先证明每一个办案者都会受诱惑，才同意把诱惑移开。

公共权力不能带着利润表出门。否则，老百姓看见执法人员，先想起的可能不再是报案电话，而是自己的银行余额。

3、二审的门，不能只给判决书打开

上述报道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主案二审尚在进行，关联的“保护伞”案件已作出生效裁判，并涉及对佟钢所涉组织性质的认定。辩方还称，两案二审合议庭成员相同。

仅凭这些信息，不能直接断言法院已经违法。但这确实提出了一个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同一审判团队已经在关联案件中确认的判断，在主案中还有多大的重新审查空间？

法官有专业训练，也有纠正先前判断的职业责任。不过，制度不能只靠一句“请相信我能客观”来维持说服力。

公众需要看见，主案中的证据得到了独立审查，被告人的辩解仍有改变结论的可能。关联裁判不能成为一道提前落下的闸门，让主案的庭审只剩下核对姓名。

二审是否开庭，也有明确的法律尺度。《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对一审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应当开庭审理。提出异议并不当然意味着必须开庭，但法院必须认真判断其是否达到法定条件。

如果争议触及组织是否成立、被告人是否参与、关键供述是否合法，法院尤其应当说明如何审查、为何作出相应程序决定。

司法效率当然重要。然而，二审若把纠错环节压缩成文书流转，省下来的时间，可能要由当事人用许多年偿还。

上诉权不能像某些售后服务：入口很好找，人工始终接不通。

4、伤痕不能靠“情况说明”自行痊愈

报道援引控告材料，披露了多名被告人遭电击、殴打等指控，并提到伤情、就医及讯问录音录像方面的线索。

这些内容有多严重，核查就应当有多具体。既不能因为被告人喊了冤，就认定办案人员违法；也不能因为办案人员提交一份说明，就认为所有疑点已经结清。

《刑事诉讼法》要求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进入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法庭调查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取证合法性加以证明。

这套责任安排有现实根据。人身处于控制之中的一方，掌握录像、值班记录、提讯手续和医疗资料的能力，通常远弱于掌握办案资源的一方。不能一边控制着能够还原事实的材料，一边要求对方自行交出完整答案。

伤情从何而来，录像能否连续对应，体检记录是否吻合，相关人员为何未出庭，都应逐项核实。

“情况说明”当然可以提供信息，却不能凭抬头和公章获得免检资格。它也得接受证据的规矩。

刑讯问题尤其不宜被处理成一场关于谁更值得相信的道德竞赛。核查依靠的是记录之间能否相互印证。否则，最需要被证明的事情，最后只剩下最有权解释的人在解释。

5、查封清单再长，也长不出定罪证据

报道列出了规模庞大的被冻结存款、房产等财物。辩方据财产控制规模与被认定犯罪所得之间的差距，质疑存在逐利倾向。

我们在这里需要把话说准：查扣冻数额超过犯罪所得，并不能单独证明违法。追缴违法所得、为退赔控制财产，以及执行罚金、没收财产，可能对应不同法律依据，不能拿两个总数一减，就宣布案件性质。

但办案机关也不能因此免于逐项说明。

每项财产为什么被控制，属于谁，与什么事实有关，依据哪项法律，最终如何处置，都应当有能够核验的答案。查封清单再厚，也不能替代这些问题的回答。

《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六十二条要求区分违法所得、其他涉案财物与合法财产，区分企业和经营者个人财产，区分涉案人与案外人财产，并禁止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扣冻。

报道还涉及女儿、外孙女名下财产的争议。判断这些财产能否追缴，需要审查权属、来源以及与犯罪的关联。亲属名下可能藏有应依法追缴的财产，亲属名下也可能就是亲属自己的钱。

《刑法》第五十九条明确，没收财产不得及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第六十四条则规定对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两条规定放在一起，要求的恰恰是仔细辨认，而非按家谱打包。

一个家庭不能共用一张刑事责任收据。

至于报道所称黄金、名酒查扣后未登记、去向不明，更应核对扣押、保管和移交记录。是否存在违规，调查说了算；但财物进了哪个门、由谁接收、去了哪里，总得查得出来。

国家机器有能力找到人的存款，也应当有能力找到自己经手的东西。

6、营商环境经不起“一边招商，一边惊吓”

此案争议的公共意义，远远超出两名企业家的命运。

依照上述报道中的控告，财产和经营资料被控制后，企业项目、购房者交付和员工工资受到影响。这些具体后果仍需核实，却提出了一个普遍问题：查办企业经营者时，如何避免把企业、交易相对人和员工一并推入停摆？

依法办案必须进行，合法经营也应尽量维持。两者之间需要精细操作，最省事的“一冻了之”，往往把成本留给最无力参与诉讼的人。

《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六十条要求，调查活动尽量减少对正常经营的影响，第六十四条明确禁止为经济利益等目的滥用职权实施异地执法。最高检也已部署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

所以，要求说明管辖依据、核查取证过程、厘清财产边界，并非向司法提出什么奢侈要求。现成的规则已经在那里，等待落实。

招商会可以把灯光调得很暖，企业家最后相信的，仍是遇到争议时那套冷静、稳定、可以预期的程序。欢迎投资的横幅，遮不住一次缺乏说理的财产处置。

对佟钢、王荣丽是否构成犯罪，应由证据和依法进行的审判作出回答。对报道中具体而严重的违法指控，则应有相称的核查，不能把“尚未查实”用成无限期搁置的理由。

真正有分量的回应，是让管辖有依据，让供述经得起追问，让每笔财产处置说得清楚，让二审保有纠错的能力。

扫黑的公信力，也得靠这些细处守住。倘若只剩一个响亮的罪名，其他问题都被要求安静，那么被削弱的恰恰是依法打击犯罪本身。

判决可以严厉，论证必须严密。

钱可以依法没收，理由不能顺手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