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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张爱玲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被柴进女士找到了，还原了一位温柔清冷高傲且内敛的女士，听过张爱玲的声音我们才知道，原来女人还能活得这样的清醒和优雅。此不禁让我们浮想：如果我们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位朋友，此生将是何等幸运与满足。
如果不是这段录音，我对张爱玲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她的小心思和算计上，从她的作品《第一炉香》到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其实，一位完整且有个性有温度的张爱玲远不止她笔下的那些人物形象所能概括。
我写张爱玲并非想蹭这一波热度，只是对残存和苟活于那个年代未能远润的年轻男女作家们送去一声哀叹。至少有四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认为张爱玲由于润到国外而过着悲惨的生活，直到这份录音被找到之后，我才将几十年的糊涂印象彻底抹掉。
原来《我的叔叔于勒》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家里穷得只能天天吃牛肉和喝牛肉汤，而不是去市场捡菜叶子。当文学被篡改之后，我们就只能生活在信息的茧房里，真没想到半个多世纪前张爱玲的一次演讲又将开启多少民智。原来，一个人的价值还能延伸到她生命逝去之后的若干时代。
高中阶段，受二姐的影响，我陆续读过张爱玲的一些作品，或许由于只读过部分作品的原因，我一直把她当成了只会写家庭琐事，刻画人心阴暗的低俗作家，几十年后，我才真正明白时代的宏大叙事永远比不上小家庭的琐事来得现实和真切。
从旗袍论到文学翻译的取舍和修改，我们终于知道了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以今观之，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张爱玲的旧时代里打转呢？
张爱玲能够润出去，这不仅是经济的支撑，更是灵魂的断舍，经济上的问题容易解决，灵魂的断舍何其难哉？想起和张爱玲同时代的那些文学大师，昨天还在台上批判张爱玲的旗袍，今天却跪在一群目不识丁的庄稼汉面前检讨，何其滑稽乃尔。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却也在算计和分类中过得战战惶惶，我清楚的记得我一哥们因头脑发热参加过游行，于是他就背负着那条污迹直到现在，而我，也由于性格过于活泼，曾被学校领导划进了黑名单。
我们无时无刻不被社会这个牢笼所框定，有人在戴着枷锁跳舞，有人却低头认了命。正如张爱玲在演讲中所讲的那样，即使学校让我们学习了英语，其目的也不过是让我们感受到英语的难度，只让极少的人掌握这门本可以简单学习的语言。
写着写着，忽然想起前段时间争论得不可开交的事件：英语是否要降低其在主课中的地位。听了张爱玲的演讲，忽然明白为何到目前为止还会有某个阶层在阻止我们通过学习某种语言获取信息的能力。
这个时代仍然适应张爱玲在她小说《倾城之恋》里写的那一句话：“世钧，我们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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