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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宋教仁不死,中国也不会马上步入宪政。但毫无疑问,作为宪政第一推手的宋教仁如果还活着,则会大大的促进这一进程。所以宋教仁的死,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扼腕的一个事件。
就当时的中国而言,缺少的不是革命家,而是思想家。在变革之前,启蒙运动至关重要。而具备启蒙思维的人,清末民初少之又少。就像酿酒,发酵需要一系列的量变到质变。只有当多数民众有了公民意识,社会即自然而然完成变革。甚至,不需要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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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继曾国藩和李鸿章之后的又一个实用主义者,但他并非不想进步。然而与宋教仁相比,喜欢大权在握的他,对宪政的认知要低一个层次。袁世凯有时会抱怨宋教仁,认为他“改良中庸”,会阻碍自己的政策实施。然而,当时的袁世凯更需要宋教仁,因为两人的合作,可以弥合中间力量。
孙中山同样认为宋教仁“改良中庸”,但他不止抱怨,而是认为宋教仁的存在,直接妨碍了自己的“革命事业”。相比而言,孙的眼里,宋则成了“前进路上”的一个障碍。宋教仁秉持的理念,和孙中山不同,他更相信宪法、国会和责任内阁。认为不用武力,依靠选票、法治就能实现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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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的体系不尽完善,但倘若政治家们有点约束,即使宋教仁死了,中国还是有机会缘着宪政之路走下去。但后来,随着孙中山毁约弃约的“二次革命”,袁世凯的闹剧与离世,中国很快又进入乱局。
现在来看,中国缺的不是什么实用主义者袁世凯,浪漫主义革命者孙中山,缺的是具备实用才能眼光超前思想深邃的宋教仁、陈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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