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6年，福建上杭障云村，已经110岁的张力雄向家乡捐出10万元，设立教育基金，帮助因贫困辍学的孩子重返校园。这个决定看似平静，却藏着一段很深的个人经历：他曾是没有文化的造纸童工，后来正是在红军队伍里学会识字，逐步成长为一名人民解放军将领。
他在信中写道：“是红军教会了我读书识字，是党把我培养教育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军人。”这不是客套话。对张力雄而言，教育改变了命运，也让他始终惦记着家乡那些生活困难的孩子。
很多人认识张力雄，是因为一个特殊身份：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开国将军。这个称谓背后，并不只是军衔和年龄，更牵连着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那些极为艰苦的行军记忆。
1932年，19岁的张力雄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那时的他年纪不大，文化程度也不高，却很快经受了战争考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过中央苏区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后来随部队踏上战略转移之路。
真正让他终身难忘的，是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红五军团抵达川西北，准备翻越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鸟儿飞不过，人不攀。”雪山的险峻，由此可见一斑。
偏偏在此之前，张力雄渡过大渡河时染上疟疾，隔一天便发作一次。发病时浑身打摆子，体力明显下降。队伍里的药品极其紧缺，医生把仅有的几支奎宁针拿出一支给他，这份救命的药，既是治疗，也是全队对一名战士的托付。
出发那天，战士们喝下用辣椒面、豌豆叶熬成的糊糊汤，便开始登山。红五军团的收容组还带着伤病员，其中有几名重伤者。山路越走越窄，空气越来越稀薄，寒风裹着冰雪打在脸上，脚下稍有不稳，就可能跌入山涧。
张力雄的病情在途中再次发作。警卫员赖国标见他难以前进，立即把他背到背上。山势陡峭，赖国标一度失足，连人带背包滚下十几米，幸好被巨石挡住。缓过劲后，他没有停留太久，又回到张力雄身边。
那次攀登持续了约12个小时。张力雄和收容组战士相互搀扶，终于翻过夹金山。多年以后，他谈起这段经历，最难放下的并不是自己的病痛，而是那些倒在雪山和草地上的战友。
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随左路军行动。后来，张力雄又三次进入草地。物资匮乏、道路难行，野菜成了队伍常见的食物。一次行军中，赖国标为了给首长补充营养，采摘野菜煮汤，却因误食有毒植物中毒。
临终前，赖国标从衣袋里取出一小包盐和花椒粉，交给张力雄，说：“首长，我不能再照顾您了，这是留给您防寒的。”他还请求张力雄有机会给家里捎信，告诉父母自己参加过红军长征。话没有说完，这名年轻警卫员便牺牲了。
这件事对张力雄影响极深。战争年代，他经历过抗日军政大学任教，也参加过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突围、淮海战役等重要斗争。职位在变化，身边的战友不断牺牲，但他始终把部队作风和官兵关系看得很重。
新中国成立后，张力雄把注意力放到军队现代化建设上。他认识到炮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参与西南军区炮兵部队的组建和发展，经常深入基层，与官兵交谈，了解装备、训练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调任第十三军后，他先后担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他要求训练不能停留在表面，必须贴近实战；干部不能只会下命令，还要熟悉基层情况。他常对部队说：“作风过硬，方能决胜硬仗；训练精良，才可捍卫家国。”
1955年，张力雄被授予大校军衔。此后，他担任昆明军区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务。1961年，他晋升为少将，继续在西南国防建设中发挥作用。
将军之“将”，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女儿张炜炜回忆，父亲晚年视力、听力逐渐衰退，却仍坚持每天了解国内大事。他常说，自己参加革命前目不识丁，是部队给了学习机会，不能因为有了职务就忘记来路。
家里的家具多年不换，衣服破了便缝补。他反复告诫子女，生活条件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不能铺张，也不能给组织添麻烦。每逢家庭聚会，他会讲起长征中的雪山、草地，也会讲起那些没有走出战争年代的战友。
2020年，张力雄因身体不适住院，经过救治后转危为安。2024年4月2日，他在南京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111岁。作为参加过长征的开国将军，他的一生跨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国防建设多个阶段，而那座夹金山，始终是他军旅生涯中无法绕开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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