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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世界最高的佛像”,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河南平顶山鲁山县尧山脚下的中原大佛。这座大佛于1997年启建,2008年完成主体并举行开光,前后投入约12亿元。
佛身高108米,连同莲花座和须弥基座通高208米,大致相当于69层楼。佛像表面贴覆纯金约108公斤,铸造铜板用铜约3300吨,内部钢结构使用特种钢材逾1.5万吨。
它落成后曾长期被视为世界上最高的佛像,直到2018年印度“团结雕像”落成,世界最高雕像的纪录才被改写。这样一座造价惊人的大佛,近年在游客口中更常与门票偏高、景区内消费昂贵联系在一起,“拜不起、水喝不起”的调侃在网络上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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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巨佛,1300多年前的四川乐山,人们用另一种方式修建了一尊大佛,它的来历和命运,正好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1300多年前,一群技艺高超的工匠在岷江岸边的山崖上,雕凿出巨大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手臂和腿脚,最终组合成古代世界最大的佛像。乐山大佛通高71米,是古代世界最高的佛像。
站在它脚下仰望,人们很容易体会到巨物带来的压迫感。古人如何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条件下完成这样的工程,又为何偏偏选在乐山,这些问题都要从它动工的那一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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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13年,也就是唐玄宗开元元年,乐山大佛正式动工。工匠们聚集在山顶,凭借斧凿一点点劈开山体。
但很快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依山凿出的佛头,高度低于山顶。这意味着站在山顶的信众会俯视大佛,在礼佛的观念里,这样并不恭敬。
解决的办法是加高。工匠们在大佛额头以上堆砌石料,使佛头高出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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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碎石不断滚落山崖,大佛头部逐渐成形:两只耳朵各长约6米,耳孔里可以并排站下两个人;眼睛和嘴巴长2到3米;鼻子长3.2米。这些部分组合起来之后,再嵌入预先制作好的1051个石质发髻,佛头才算完成。
今天,到乐山的游客可以在山顶与大佛平视。大佛虽然巨大,却因为佛头与山顶齐平,反而显得平易近人。
当地流传着“摸摸佛头,万事不愁”的说法,反映的正是普通人对这尊大佛的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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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头完成后,工匠继续向下开凿。大佛的手长7到8米,脚背宽6.8米,都被逐一雕凿成形。
大佛胸部还开凿出密室,用于安放佛教宝物和经卷。此后,工匠在佛身外部施以彩绘贴金,形成黄色的袈裟,下方雕出莲花座,两侧还有天王造像护卫,一组以巨佛为中心的造像群由此完整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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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巨型佛像,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采用立姿,乐山大佛为什么选择坐姿?从结构上看,71米的高度如果采用立姿,重心高、受力集中,整体会很不稳定;坐姿则重心更低,结构也稳当得多。
如果把视野再放大,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乌尤山一带,从江面远眺,山体轮廓形似一尊仰卧的睡佛。以山为佛,佛中有佛,大佛与山体一同面对奔流的江水。
这种依托自然山体的设计,也让大佛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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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乐山大佛的初衷,其实与水有关。岷江从成都平原南下,在乐山汇入大渡河与青衣江,三江合流之后再奔向长江,这里是古代四川交通的大动脉。
但三江交汇处水流湍急,船只倾覆的事故时有发生。
一位名叫海通的僧人决心借助佛的力量平息水患。那个时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流传甚广,书中对巴米扬大佛的描述让许多僧人心生向往,也让海通萌生了在乐山开凿一尊更高佛像的想法,希望以此镇抑江涛、护佑往来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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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海通四处化缘募资,组织工匠开凿。据唐代韦皋所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记载,当地官吏曾向他索要募来的钱财,海通以“自目可剜,佛财难得”回绝,并剜目明志。
当大佛头部和肩部初具规模时,海通积劳成疾离世,工程被迫停工。
之后,唐玄宗时期的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唐德宗时期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相继认识到这项工程的价值。当时唐朝正在西南与吐蕃、南诏对峙,保障水路畅通尤为重要。
他们或拨出税款,或捐出俸禄,资助工程继续进行,大佛最终在唐贞元十九年,也就是公元803年完工,前后历时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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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程的作用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开凿过程中凿落的大量石块被填入江中,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水势;另一方面,往来船工望见大佛,在与风浪搏斗时多了几分底气。
同时,大佛也在无形中成为大唐向吐蕃、南诏展示国力的醒目标志,成为西南地区新的地标。由此可见,乐山大佛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宗教造像,而是一项与民生、交通和边疆安全紧密相关的公共工程,建造资金来自民间募化和地方财政的接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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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气候远比西北和中亚湿润,大佛如何经受千年风雨的侵蚀?历史上天灾人祸不断,巴米扬大佛已于2001年被塔利班炸毁,乐山大佛又是怎样保存至今的?
如果说唐代90年的接力建造是乐山大佛的第一阶段,那么此后1200多年的接力守护,就是它的第二阶段。
后世维护大佛,重点要解决的就是风雨侵蚀。大约从某个时期开始,大佛的鼻子和耳朵改以木材制作内部结构,外部覆以耐久稳定、能够抵御雨水冲刷的捶灰作为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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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还在大佛的头部和胸部修建了排水沟,耳后、颈后、胸后都开有洞穴,可以把山体内部的渗水引导排出,形成一套巧妙的三层排水系统。
大佛周围岩壁上一个个方形孔洞同样值得注意。这些孔洞表明,大佛外面曾建有一座更加宏大的木构楼阁,即大像阁。
它既能在不同高度为人们提供礼佛空间,也能为大佛遮挡风雨。在漫长的岁月里,大像阁屡毁屡建,直到最后一次被毁后再未重建,大佛从此完全暴露在风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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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影像中,乐山大佛已显得斑驳沧桑,正如诗句所写:“可怜世历风霜,消却金衣变草衣。”新中国成立后,大佛又经历了多次大规模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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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原大佛。从体量、造价和工艺复杂度来看,它确实是当代宗教造像工程中的大手笔,12亿元的投入、上千块铜板的拼装和百余公斤的金箔,都说明这是一项集中资源打造的工程。
但这样的大型露天造像,建成之后往往与旅游开发深度绑定,景区门票和配套消费成为收回投资的重要渠道。不少游客在网络上反映,进入景区参拜的花费不低,景区内饮用水等日常消费价格也偏高,“拜不起、水喝不起”的说法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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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并非个例。为遏制借教敛财、宗教商业化等问题,201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严禁新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严禁借教敛财,宗教活动场所不得被承包经营。
这一政策出台后,各地大型露天佛像的规划和建设受到严格约束,已建成项目的经营方式也更多地受到审视。
两相对照,乐山大佛的修建同样耗费巨大,但它的出发点是平息水患、保障航运,建造过程依靠僧人募化和地方官员的接力支持,建成后又在一千多年里由历代人持续修缮守护。中原大佛则在当代集中投资、快速建成,此后却面临商业化经营带来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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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佛像的价值,并不完全由它的高度和造价决定,更在于它与公众生活的关系,以及后人是否愿意长久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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