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日本遗孤，从普通工人做到党委书记，55岁时却选择移民日本！

一个被侵略者丢在战场上的婴儿，被中国农民抱回家养大，后来读了大学，当上研究所的领导。55岁时，他带着家人去了日本。这样的人生让不少人想不通。

我们的看法是，与其追问他为什么走，不如记住他从哪里来。中国养父母的善良，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分量。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盘踞东北的关东军仓皇撤退。日本此前大批派到东北的开拓团移民，很多妇女和孩子被扔在了原地。

据新华社今年9月的报道，当年有数千名日本孩童被遗弃在中国，后来被称为日本遗孤。侵略者发动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战败时，它连本国的平民和孩子都顾不上。这些孩子成了侵略政策的又一批受害者。收留他们的，恰恰是刚刚挨过战火的中国普通百姓。这份反差，放在今天看依然让人感慨。

曲宝全便是这批孩子中的一个。今年8月，一家在日华人自媒体对他做了专访，他在镜头前回顾了自己的身世：1945年2月出生在东北，生父生母都随开拓团来到中国，在战乱里先后丧命。

那时他还没断奶，被人送到牡丹江一处收容难民的营地，能不能活下去，谁也说不准。一对从山东闯关东来的夫妇改变了他的命运。

据他回忆，夫妻俩来到收容营地，领回了两个日本娃娃，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就是他，取名曲宝全。那时东北家家穷，自己都吃不饱，还要多养两张嘴，靠的是一份朴素的善心。

养父不识字，靠力气吃饭，对两个孩子却像亲生的一样。曲宝全说，养父从没动手打过他，连重话都很少讲。家里穷，姐姐小学毕业就下地干活，供他一路念书。这份恩情，他记了一辈子。

1963年，他考进东北重型机械学院，读水力机械。这所学校1960年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开始独立办学，后来整体迁到秦皇岛，1997年改名燕山大学。

穷人家的孩子考上大学，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养父母的苦没有白吃。1968年毕业，他被分到沈阳水泵厂。不久，养父病重，他请假在床前守着，直到老人去世。

办完丧事，他回厂上班。1974年，他调到厂办职工大学教书，后来当上副校长，开始走上管理岗位。那些年，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同事眼里，他就是个东北本地的知识分子，一口东北腔，业务好，人实在。他自己也从没起过疑心。

他的根，早已扎在了这片黑土地上。1986年，事情起了变化。据他讲述，姐姐无意中发现，自己档案上的身份写着日本遗孤。她回家追问，养母只好说了实话，当年姐弟俩是她从牡丹江那处收容营里领回家的。

四十出头才知道自己是谁，心里的震动可想而知。姐姐想找找亲人，就给日本驻华使馆写了信，把弟弟的情况也一并写上。使馆很快回信，邀请两人参加当年的寻亲团。曲宝全起初不想去，怕养母难过。

养母反倒劝他陪姐姐走一趟。老人家的这份通达，让人敬佩。那年夏天，他头一回去了日本。养母早告诉过他，亲生父母已不在人世，他也就没抱多大指望。

这趟出行，更像是去看一眼血缘那头的国家。几天后，他回到沈阳，日子照旧。身世揭开以后，单位照样信任他，担子反而越压越重。

照他的说法，他先是主持厂里党委办公室的日常事务，后来转到机械密封这一行钻研技术，领着团队申请到好几项实用新型专利。1990年前后，上级把他派到机械工业部所属的沈阳真空技术研究所，出任党委书记。

研究所后来提了级别，他也随之进入副厅级干部行列。1999年退休前，他评上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个有日本血统的人，在中国国有单位当上领导，靠的是能力和品行。

组织没有因为他的出身另眼相看。中国社会对这些遗孤的宽厚，从他的履历里看得清清楚楚。争议出在后面。2000年前后，55岁的他带着妻子和刚毕业的女儿去了日本定居，日本名字改用河村忠志。

有人觉得，在中国吃中国饭长大，老了却去了日本，心里有点别扭。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也该讲清楚。

日本那边的条件，当时已经变了。日本1994年通过法律，给回国定居的遗孤提供经济援助。身份明确的遗孤，带家属去日本居住，手续上有了现成的通道，比早些年容易得多。这是他能够成行的一个现实前提。

家里也有实际的考虑。女儿刚大学毕业，想出国读书。那几年出国热正旺，条件允许的家庭都想让孩子出去闯闯。遗孤身份正好给女儿留学和生活提供了方便。为孩子多铺一条路，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心思。

春节照样包饺子，看比赛照样给中国队喊加油，在中国养成的习惯一样没丢。在日本安顿下来后，他投身到遗孤们讨说法的行列。

日本政府战后多年对这批人照顾不周，很多老人回到日本后语言不通、找不到工作，晚景凄凉。进入新世纪，前后约有2200名遗孤分别在日本15家法院递交诉状，状告本国政府，要求国家承认过错、作出赔偿。

法庭上的结果并不一致。2006年12月，神户的地方法院支持了61名原告，判政府赔付4.68亿日元。到了2007年初，东京的地方法院却作出相反判决，驳回原告请求。

舆论和诉讼的双重压力下，日本国会在2007年12月改了法，自2008年度开始发放新的生活支援金，这群老人的晚年才有了基本依靠。

据他介绍，2008年，他和同伴们在东京组建了一个日中友好团体，河村忠志长期参与中国归国者·日中友好之会的活动，至少在2016年已经担任副理事长，具体负责遗孤之间的联络、组团访华以及整理史料。

这个团体常年带着遗孤们回到中国，在养父母坟前上香，也在日本各地讲述被中国家庭抚养成人的往事，给两国民间搭起了一座桥。

类似的人生，并不少见。新华社的报道写到一位叫池田澄江的老人，她在中国的名字是徐明，由一户姓徐的人家抚养成人。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她在遗孤中发起募捐，出钱在四川盖了希望小学。

转过年来的2009年，她第一次领着一支感恩团回到黑龙江，看望当年收养他们的乡亲。

记录这段历史的人也在争分夺秒。大连外国语大学的崔学森教授，2022年起专门追踪访谈日本遗孤，到现在已经和近300位老人面对面聊过。今年8月，东京都大田区一处广场的展板上，挂出了他整理的三位遗孤的故事。

老人们普遍已经八十开外，每多记下一段口述，就为历史多存下一份证词。据曲宝全讲述，2023年11月，78岁的他回了一趟母校，又专程去养父母坟前祭扫。

从被丢弃的婴儿，到中国人家的儿子，再到奔走在中日之间的民间友好人士，他这一辈子绕了一个大圈。坟前那一炷香，寄托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恩。我们不必拿道德的尺子去量他的去留。

一个家庭在那个年代做出的选择，有它自己的现实逻辑。更要紧的是，他没有忘记中国的养父母，没有忘记在中国度过的大半生，到了日本还在为历史真相和两国友好出力。

这些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中国老百姓的仁厚。他们刚刚从侵略者的刺刀下熬出来，家里一贫如洗，却把敌国丢下的孩子抱回家，一口饭一口饭喂大。

这种以德报怨，数量以千计。日本社会理应把这份情义记在心里，我们自己也应当倍加珍惜。苦难从来不只落在一方。

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侵略战争，让无数中国家庭失去亲人，也让许多日本普通人家破人亡、骨肉离散。记住这段历史，警惕军国主义抬头，守护得来不易的和平，是中日两国百姓都该担起的责任。

当年那些中国养父母，如今大多已经长眠。被他们养大的遗孤，也都白发苍苍。他们一生的遭遇，是那段岁月最真实的旁证。

我们把这些故事讲出来，是希望后来的人明白，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普通人的善良护住了一个个幼小的生命，也给两国人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