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白眼的鸟

图：八大山人《安晚册》栖鸟二开，泉屋博古馆藏。两只鸟站在一截枯木上，其中一只翻着眼白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一七〇五年，南昌城郊一座草屋里死了一个老头。他没什么家产，屋里只有一管笔、一方砚，和一叠没画完的纸。死的时候八十岁。附近的人知道他会画两笔鱼鸟，却未必知道，他原本姓朱。

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封在南昌，谥宁献王。这一脉世袭了二百七十多年，传了九代，到他这一辈，是弋阳王府的支脉。谱上的名字叫朱统，乳名耷——因为生下来耳朵大，家里顺口叫他耷子。南昌的王府、田庄、仪仗、爵禄，这是他生下来就有的东西。他父亲也工书画，只是个哑巴，不能说话。他自己呢，陈鼎《八大山人传》说他“八岁即能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曾画一枝半开的荷花，败叶离披，横斜在水面上，挂在堂中，人走进去像有清风徐来、荷香满室；又画过一条龙，一丈来长的幅子上蜿蜒升降，像要飞起来。他平常爱说笑，议论起来娓娓不倦，一屋子客人都被他倾倒。

一

那一年他十九岁。

甲申之变是一六四四年。北京城破，崇祯上了吊，紧接着清兵过江。对南昌这一支宗室来说，天塌了。姓朱，本来是光环，转眼就是罪证。王府被抄，田产被收，往日捧王府饭碗的人，一夜之间作鸟兽散，父亲紧跟着也死了。家里头那个不能说话的哑巴父亲走了，这个十九岁的儿子，从此也不说话了。

他先在南昌城里躲，躲不住，又逃进奉新的山里，隐姓埋名。路上要改姓，要装聋作哑，要躲开那些认得出王府后人的旧识。一个十九岁的王孙，前一天还在府里论诗作画，后一天就成了山里一个不敢开口的游方人。左右伺候他的人，有事跟他比画，他合心意就点头，不合就摇头；来了客人寒暄，他用手回；听见旁人讲古讲今，听到心会的地方，就哑然笑一声。这样过了十多年，一个王孙，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哑巴。

二十五岁那年，他正式落发做了和尚。法名传綮，字刃庵，自号雪个。

出家是为了活命，一个姓朱的宗室，留着头发走在光天化日之下，是要掉脑袋的——想想也是奇特，老朱家第一代是靠进寺庙过了下来，两百多年后的子孙也靠寺庙存活。剃度之后，一顶缁衣，倒安全了。可安全下来的这个人，心里那口气没处放。出家之后没多久，忽然病了癫。

有一段记载是：“初则伏地呜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跿跔踊跃，叫号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于市。一日之间，颠态百出。”先是趴在地上呜呜地哭，哭完了又仰起脸对着天大笑，笑完了猛地跳起来，又叫又号，有时挺着圆肚子在街上高歌，有时混进集市的人堆里乱舞。一天之内，什么疯相都来一遍。街上的人嫌他闹，拿酒把他灌醉，他就安静了。

我们今天叫它癫狂，他自己未必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个人前一天还是金枝玉叶，后一天国破、父死、家散、改姓埋名，连话都不能说——这口东西压在胸口十几年，总要找个出口。他选的出口，是在地上哭完了仰天笑，笑完了当街大哭大闹。一年多以后，这一场病过去了，他给自己改了个号，叫个山。摸着自己剃光的头顶，他说，我既然做了和尚，怎么能不拿驴来称呼自己呢？于是又叫个山驴。

从那以后，他在奉新、进贤、临川一带的寺院里前后住了三十来年。和尚做久了，经也讲得，画也画得，渐渐有了些画名。他又信过道，穿过道袍，管过道院。外人看他，今天是僧，明天是道，名字一换再换，谁也说不清他到底算什么。

名字也用了一堆：朱统、朱耷、传綮、刃庵、雪个、个山、个山驴、人屋、驴屋……到了康熙二十三年，他五十八岁，才开始用四个字：八大山人。

为什么叫这四个字，陈鼎的传里记了他自己的解释：

“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

四方上下，只有我最大，没有什么比我更大。这话听着狂，细想又酸。一个把国、家、姓、爵位全都弄丢了的人，最后能抓住的，只剩下他自己这一条命、这一支笔。

更出名的是他怎么写这四个字。他晚年把八大山人四个草书连起来写，后人看那字形，像“哭之”，又像“笑之”。哭和笑，在他笔下是同一笔。一个人这一辈子，遇到的事到底该算哭还是该算笑，他自己也分不清了，干脆把两种情绪拧在一个落款里。不过要说明一句：这个“哭之笑之”的读法，是后世看出来的，不是他自己说的。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意思，谁也说不准。

你说，下面这字是“笑之”还是“哭之”，又或者都不是！

二

他还在门上写过一个大字：哑。从此对人不交一言。遇到不可与语的人，他不说话，举着门上那个哑字给人看。有些武人慕名，把他请到府里作画，关在屋里两三天不放他走。他也不闹，临走时在人家堂屋里拉一泡屎，武人嫌脏，只好把他放了。后来县里一位抚军打发人拿帖子来请，他硬不肯去。有人问他怎么连这样风雅的人都不肯见，他说，那人又不自己来见我，倒叫我去见他，我凭什么去？这些轶事，传记和笔记里都记着，细节未必句句靠得住，可那股不肯低头的劲，是真的。

不说话的人，最后把话都画进了画里。

他画的鸟，是缩着脖子、孤零零站在一截枯枝或一块怪石上的鸟；他画的鱼，是在大片空白里翻着肚皮游的鱼。最要紧的是眼睛。别人画鸟画鱼，眼珠子点在正中，他画的，眼眶是方的，黑眼珠点得又小又高，大半露出眼白——像是抬着眼，斜斜地翻了一个白眼。

这个白眼，他画了一辈子。

他的画，常常是空的。一条鱼，占画面不过巴掌大，其余全是纸的本色；一只鸟，孤零零立在石头上，四周大片空白，像天地间只剩它一个。别人画山水，皴法点染，层层密密；他画山水，几笔干墨，一座荒山，两三棵枯树，再多一笔都不肯下。他用墨也省，一碗墨能画好几张，笔干墨枯，却把浓淡干湿用得恰到好处。他不是不会画满，是故意空着——空出来的地方，不是没东西，是他不肯放东西进去。天地那么大，他只肯留下一只鸟、一条鱼、一块石头，余下的，都让它空着。

郑板桥看过他的画，题过一首诗，里头那两句最出名：“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墨用得极少，纸上常常大段大段的空白；可那一点点墨点，在懂的人眼里，全是泪。

他晚年画过一卷《孔雀竹石图》，画两只难看的短尾孔雀站在一块上大下小、摇摇欲坠的石头上，尾巴上只有三根花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三根翎毛影射的是新朝官员头上的三眼花翎，而那块立不稳的石头，说的是这个位子坐不长久。他一个字都不提，只把画挂在那里。画的是什么鸟、什么鱼，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眼神。天地之间，这一只鸟、这一条鱼，谁也不搭理，谁也不看在眼里。他不能对活在新朝的贵人翻白眼，因为对活人翻白眼是要出事的——他就把白眼翻给自己笔下的鸟兽虫鱼。

三

酒是他唯一肯开口的时候。陈鼎写，他嗜酒，旁人爱他的笔墨，就备好酒，请他来，桌上预先摆好几升墨汁、几张纸。他喝醉了，高兴了，拿起笔就往大纸上泼，有时拿破扫帚洒，拿破帽子涂，弄得满纸狼藉，然后才捉笔渲染，山林丘壑、花鸟竹石，一挥而就。要写字呢，就捋起袖子大叫大嚷，几十幅一口气写完。可等他酒醒了，你把一百镒黄金摆在他面前，他连一张纸都不肯给。贵显的人拿几两银子求他一幅画，求不到；倒是市井的屠夫、卖酒的，拉他喝一杯，他醉了就送。后来人说他的画，富贵人千金难买，贫贱人可以醉里得之。

还俗是中年以后的事。有人劝他，说你这样无后，断了先人的香火，不算朱家的子孙。他于是蓄了发，娶了妻，过了一段有家小的日子。可妻儿后来又都死了。到了晚年，他一个人回到南昌，在城郊潮王洲搭了一间草屋，取名寤歌草堂。这名字出自《诗经·考槃》，意思是贤者隐居山涧，独睡独醒，独自唱歌，立誓不改其志。草堂很破，漏风漏雨，他就靠卖画换米。有时候画卖不出去，他就忍饥。他年纪越大，越不肯凑趣。达官贵人拿银子来，要他画一幅讨喜的、歌功颂德的，他不肯；偏是穷朋友、卖酒的、杀猪的，拉他坐下喝一壶劣酒，他高兴了，铺开纸就画，画完把笔一扔，跟人哈哈大笑——虽然这笑，是哑哑的。

他名气其实是后来才有的。早年在南昌，衣食常常接不上，有时候一幅画换不来一顿饱饭。他晚年有个叫方士琯的朋友，字西城，号鹿邨，是个往来南昌、扬州的徽州盐商，自己也会写诗，两人往来了二十多年。八大信不过旁人，把画托给方士琯带到扬州去卖，方士琯就是他事实上的书画经纪人。故宫博物院还藏着一册八大写给方士琯的手札，里头一句是：“厨中便尔乏粒，知己处转掇得二金否”——厨房里已经没米了，老朋友能不能替我挪二两银子？又说，世人只知道死容易，不知道活难。一个名满后世的大画家，临死前那几年，是这样为二两银子开口向朋友求助的。

再早一点，幸亏还有个叫程京萼的书画家，看他老了吃了上顿没下顿，替他张罗，把他的画介绍给扬州那边买画的人。程京萼的儿子程廷祚后来写父亲行状，说山人老了，常忧冻馁，父亲一见如故，替他投笺索画、贻以重金，说画可以代耕——等于替他开了个以画换米的门路。再往后，郑板桥说，八大名满天下，石涛的名气反倒出不了扬州。齐白石更佩服，说恨不得早生三百年，替青藤、雪个这几位老先生在门下跑跑腿。

他活得长，长到那一场天翻地覆的鼎革都成了旧事，长到康熙南巡、开博学鸿词科、哄着当年的遗老出来做官，他还活着。

最后，他死在寤歌草堂，是康熙四十四年，公元一七〇五年。

他死后，那些画被人一张一张收走，进了扬州的盐商府第，后来又进了故宫，进了日本、欧美的美术馆。当初拿几两银子都买不动的老头，一张画如今值出天价。三百年后，还有人站在画前，被那一只孤零零翻着白眼的鸟，看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