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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衣哥朱之文最近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十几场商演在九、十月间接连黄掉,有的提前叫停,有的他人已经到了现场、演出服都换好了,主管部门一句“舆情风险太大”,当场取消。
举报他的人,跟他没有任何私人交集,建了上百人的微信群,专门盯他的行程,统一口径往文旅部门、主办方、12345打电话,咬死一句话:朱之文是“劣迹艺人”,而官方从来没有认定过他是劣迹艺人,文旅没发过文,广电没下过通知,那顶帽子是举报者自己糊的。
这件事的荒诞之处在于:举报的理由是假的,但举报的效果是真的,演出没了,饭碗砸了,人回了菏泽老家喂鸡种地,于是一个问题绕不开:为什么偏偏是朱之文,这么“招黑”?
黑粉当然有责任,有组织、有分工、换着群名反复举报,甚至以“举报经费”为名向群成员敛财,这已经不是正常监督,而是一种低成本施压的软暴力。但如果只把板子打在几个黑粉头上,事情就说不透,朱之文招黑,招的远不止那几个建群的人。他招的是一种更弥散的东西:一个穷了大半辈子的农民,靠嗓子翻了身,而且翻了身之后还一直住在村里、一直出现在手机上、一直有人拍他,这件事本身就让很多人不舒服。
不舒服的第一层,是嫉妒。一个人穷的时候,大家容易同情;一旦他真的翻身了,有些人的心态就变了。朱之文没偷没抢,没违法乱纪,商演是正规演出,观众愿意买票,主办方愿意请,本质上就是靠本事吃饭。但恰恰因为他是“草根逆袭”的代表,他的存在会刺痛一部分人的心理平衡:一个种地的,唱几首歌,挣得比许多白领还多。这种不舒服不会变成明确的敌意,但会变成一种默认的宽容,当有人去举报他的时候,很多人不会站出来替他说话,因为他们心底里也不觉得他“配”一直站在台上。
第二层不舒服,来自他那套“扎根农村”的活法,朱之文成名后没有搬走,继续住在朱楼村,继续种地喂鸡。喜欢他的人把这叫“不忘本”,不喜欢的人把这叫“演”。网上一直有一种声音:他天天抱怨村民借钱不还、拍客堵门,可他又不搬走,因为他的流量恰恰来自被围观。这种质疑未必公允,但它确实构成了朱之文舆论形象中一块撕不掉的标签,他越是老实、越是诉苦,在一些人眼里就越像一种精心维持的人设。当一个“老实人”的形象被反复展示,怀疑“老实”本身是否真实,就成了互联网的本能反应。
而“南天门大将军”这个梗,把这种恶意暴露得最彻底,大约十年前,朱之文接到一个求助电话,对方要三万块救命钱,钱打过去之后,对方又打来电话,语气戏谑:“你是大衣哥朱之文吧,你捐三万有功,特封你为南天门大将军”。一个农民歌手被人用这种方式戏弄,多年后这个称呼竟然成了他翻红的网络梗。这里面的残忍,很少有人愿意点破:人们喜欢朱之文,很大程度上喜欢的正是那个“可以被戏弄而不会翻脸”的他。一旦他表现出强硬,比如这次说要起诉、说“宁愿站着死”,一部分围观者反而会觉得他“变了”。
举报之所以能奏效,还有中间环节的配合,主办方接到批量投诉,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核实真假,而是取消省事,批量投诉被当成了风险信号本身,而不是需要甄别的异常数据,黑粉吃准的,就是这套逻辑。朱之文要自证“我不是劣迹艺人”,可“劣迹艺人”从来就没有一份官方名单可供他对质。他去年已经把一个连续四年发布侮辱诽谤视频的网暴者送进法庭,对方获刑六个月,但攻击并没有停。维权成本高,举报成本低,这个不对称才是朱之文困境的真正底座。
朱衣大哥的存在同时触动了太多根敏感的神经:对暴富的嫉妒,对“人设”的怀疑,对草根的不信任,以及一种“我不喜欢你就要让你消失”的举报惯性。黑粉只是把这些东西组织了起来,用一部电话和一个标签,完成了一次精准的围剿,朱之文说“不吃你的不喝你的”,这话硬气,但也透着一种不该由受害者来承担的疲惫。一个靠唱歌吃饭的农民,不该因为有人见不得他好,就被堵死在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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