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一次钓到的巨物，就这么给霍霍了——学爸讲长征（10）

上回说到，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在龙冈包了一顿丰盛的饺子，俘虏了敌18师的中将师长张辉瓒。他是我军自建军以来俘虏的最高级别的敌军将领。

红军战士捉到了一条大鱼，立刻给总前委报喜。前委书记毛泽东、总司令朱德也很兴奋啊，不信你可以问问钓鱼佬，要是钓这么大一条鱼，高低得在大街小巷迷路，一直转到天黑才回家。

张辉瓒其实内心一直在盼着早点见到毛泽东，因为他跟毛泽东也算是老相识了，甚至还曾一起并肩战斗过。1919年毛泽东在湘潭发起过驱张运动，张辉瓒当时也是进步军官，积极响应和支持。

当毛泽东推开关押他的房门时，他第一句话竟然是“润之救我”，然后说，只要能饶他一条命，他什么条件都能答应，包括捐款、捐药、捐枪、捐弹。

实话实说，红军物资匮乏，若能换一批物资，也是不错的选择，对革命对红军都极为有利。由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锁，苏区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留下了很多遗憾，很多受伤的红军战士，不该截肢的截肢了，不该牺牲的牺牲了。

比如张子清，那是毛泽东心腹爱将，1927年追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又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立下了汗马功劳，红四军的最高指挥员之一（红四军十一师师长）。

1928年春，他为了接应朱德和陈毅带队上山，他带队在周边阻击敌人。在战斗中，他的脚中弹了。在战争中，按说这伤都不算啥，但问题是红军医院缺医少药、设备简陋。

要取弹片，那就得做手术。可别说是麻醉药了，就连消毒酒精都没有。不做手术取弹片，伤口没法愈合（已经化脓了），走路也没法走。在他看来，没法走路就没法革命，没法革命还不如死了。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无麻醉手术，也就是把脚板割开，然后用镊子把弹片弹头夹出来。由于红军没有X光机，没法找到精确位置，只能凭个大概，用镊子在骨头上摸索。

就这么硬生生把脚划开了，弹头也找到了，就是嵌入骨头太深，镊子根本夹不动，只能把伤口大点，然后用钳子往外夹，这比刮骨疗毒还要痛苦。然后又折腾了两个小时。

张子清做手术的时候，毛泽东就等在手术室的外边，坐立不安，来回直转圈圈。听说了整个过程，又心疼又感慨：“张子清就是我军的关云长啊。 ” 然而，手术还是失败了。

此后张子清的伤口一直处在感染状态。毛泽东决定将张子清秘密送往长沙治疗，被他婉言拒绝。他说：这么多光荣负伤的同志，只送我一个出去，他们会怎么看，我不能影响他们情绪。

他安慰毛泽东说：“敌人封锁那么严密，风险也很大。与其被捕死在敌人手里，倒不如留下养伤，坚持战斗，最多成个残废。残废了算什么，一样能干革命。 ”

毛泽东也拗不过他。钻心的疼痛，以及内心的焦灼，张子清整日彻夜难眠。战士们看着他沉浸在痛苦中于心不忍，于是把缴获的盐送了过来，希望他用盐水消毒。

随着战事的紧张，受伤的战士越来越多，他把盐交又给了护士，给其他战士用。因为他认为，反正他的腿已经保不住了，还不如救其他战士。他说：“即使截肢，我还是一样会革命到底。”

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去了，特意把张子清托付给了留守的彭德怀。最后井冈山失守，彭德怀把他托付给了地方的同志。

地方的赤卫队员用担架把他送到了九陇山，后来为了躲避敌人，又辗转到了永新县的焦林寺继续养伤。1930年5月，张子清终因缺医少药病情恶化而逝世，终年28岁。

张子清可以说是能文能武、光明磊落、克己奉公、意志如钢。当时是跟林彪并列的井冈山五虎 之一 ，假如能挺到新中国成立，一定会是元帅或大将级别的开国元勋。

可是，历史没有假如。井冈山五虎除了101，别说挺到新中国了，甚至都没挺到九一八事变。 其实101在平型关大捷后也挨了一枪，且还是友军哨兵一枪，也差点要了他的命，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这就是为啥毛泽东、朱德、何长工等，都愿意用张辉瓒去换取物资，尤其是战地医院急缺的消毒液、消炎药、医疗器械什么的，真的能挽回很多战士的生命。

我们再说国民党那头。当时最最难堪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张辉瓒的顶头上司鲁涤平，他是江西省主席，南昌行营总司令，第九路军总指挥，第一次“围剿”总司令鲁涤平。

当然，他“围剿”总司令的正式头衔上是没有“第一次”三个字的，正如刘邦并不知道自己创建的是“西汉”，赵匡胤并不知道自己创建的是“北宋”。

国军中派系林立，争风吃醋也很严重。鲁涤平本想在常凯申面前露个大脸，结果一不小心露了个大屁股。不光在国军内部，在属下面前也很丢脸。

他心一横，索性让江西版的《民国日报》停刊一周，对外说是新年放假，其实就是没法跟舆论交代。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干脆躲过敏感时期再说。

常凯申也很难堪。“围剿”是他撺掇的，期限是他定的，进兵是他催的。如果见死不救，他将威信扫地，严重影响地方军阀和嫡系部队的忠诚度。

张辉瓒虽然一无是处，但他妻子‌朱性芳是好样的，为救丈夫可以说东奔西走、散尽家财、四处请托，不仅上南京找常凯申，还上上海找中共中央。

别说，中共中央还真有回应，当时中央负责军务的是周恩来，周恩来虽然不在苏区工作，与苏区联系也不方便，但他的主张与毛泽东朱德不谋而合，那就是废物利用，换取物资。

周恩来一方面派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李翔梧，中央特科的涂作潮代表中央赴南昌谈判，一方面派人送信给红一方面军总部，让他们做好放人的准备。

可两位代表刚到南昌，从报纸上得知张辉瓒已经被红军处决。事情已然发生了变故，谈判已经没有了意义，所以两人连夜逃出南昌，辗转返回上海。

咋回事呢？事情的变故发生在1931年的1月28日。这一天，江西苏区的地方同志，没有跟毛泽东朱德商量，在东固搞了个庆祝反“围剿”胜利的群众大会。

其中有个环节就是公审张辉瓒，所以他们还专门找红一方面军提人。这样毛泽东陷入了两难，不样提张辉瓒，不但会扫了群众的兴，还会引起群众的无端猜忌。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东固根据地并不太平，情况也极其复杂。由于AB团的问题出现了肃反扩大化，以至于引发了富田事变，红二十军部分队伍发生了哗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部分领导人公开反对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企图分裂红军。就在龙冈战斗打响前，彭德怀还收到一封信，说毛泽东已叛变投敌，证据是一份毛泽东写给秘书古柏的密函。

彭老总压根就觉得这事儿离谱，这就好霍去病正要跟匈奴决战之前，突然收到密报，说汉武帝已经叛国投敌一样离谱。他仔细看了一下所谓的密函，发现了破绽。

因为彭老总注意到，毛泽东平时写信，遇到数字时均用汉字，即使是年、月、日也是用汉字，或干支，从来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于是，他排除了干扰，全身心投入到了龙冈战斗的指挥中。

总之，当时东固这个地方因为肃反扩大化和富田事件，弄得人心惶惶、流言丛生、思想混乱。包括毛泽东诱敌深入的策略，也受到了极大影响。

一些群众不理解诱敌深入的打法，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觉得以前红二十军是打白狗子的，现在大部队来了，反倒把白狗子放了进来，是不是红军高层真有问题？

而且吧，张辉瓒和公秉藩的这两个猪头，为了抢功没有及时通气，以至于两支队伍都以为对方是红军，在大雾中自相残杀了好几个小时，真是光屁股推磨——转圈丢人。

于是张辉瓒就把气撒到了当地群众头上，在东固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有一千多群众惨死在他的枪口之下，以至于在东固获得了张屠夫的称号，这也是为什么当地政权要公审张辉瓒。

龙冈战斗的捷报，消除了东固及周边群众的疑虑，群众对毛泽东、朱德以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增加了信任。这个群众大会按说是不错，但是公审张辉瓒这个环节让毛泽东很为难。

当地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愤怒的情绪一旦失控搞不好就会出意外。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不让公审张辉瓒又说不过去，没法跟群众交代，甚至引起群众的误解和猜忌。

毛泽东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让何长工多带些红军战士到场，对张辉瓒加以保护。然而公审环节还是出幺蛾子了，愤怒的赤卫队员冲上了台子，硬是从红军战士的手里把张辉瓒给抢走弄死了。

张辉瓒被杀，虽然大快人心，但给党和红军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红军丧失了重要的谈判筹码，损失了一次获取关键资源的重大机会，也直接导致了一百多名被捕同志的被害。

张辉瓒被杀，严重损害了党和红军的政治信誉和统战工作，削弱了红军对敌军将领进行政治瓦解和谈判的可信度。以后敌对阵营将领的统战工作就不太好做了。

蒋介石围绕张辉瓒之死“做尽了文章”，利用此事将共产党和红军描绘成“杀人不眨眼的赤匪、魔鬼”，借此煽动仇共情绪，为后续的军事“围剿”进行舆论动员。

常凯申不仅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还特意举行了公祭大会，大会上，张辉瓒被吹成了“反共英雄”“剿赤勇将”。常凯申 还为他修墓立碑、建牌坊，并亲自题词“魂兮归来”。

这件事之后，红军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修订了俘虏政策，划出了两条极其醒目的红线：“交枪者不杀”与“虐待俘虏者重罚”，后来又写进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全体红军官兵必须遵守的铁律。

此后，红军严禁由群众大会随意处置被俘军官，将俘虏的看押、审判与处理权，明确收归军事政治机关。“优待俘虏”的政策逐渐制度化了。

张辉瓒被杀一个多星期，中央从上海送来了随时准备释放张辉瓒的指示。但凡这个指示能早到几天，毛泽东就可以光明正大拒绝公审，因为这是中央的决定。

此外，但凡地方政府能跟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事先沟通一下，也不至于群众大会设置公审环节。为什么不沟通呢？主要是因为沟通不便，且红军也一直在转移。

这就凸显了电台的重要性，而第一次反围剿，最重大的意义之一，就是龙冈战斗中缴获了半部电台，俘虏了十名无线电人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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