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00年，北京，孙铭九走完了自己颇为曲折的一生。关于他早在1946年被击毙的说法，流传过相当长时间，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不仅活过了解放战争，还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生活了多年，最终以九十余岁高龄去世。
这个结局，和他1936年12月12日凌晨在华清池的身份形成鲜明对照。那一夜，他是张学良身边最受信任的军官之一，奉命带队搜捕蒋介石，并在骊山一带发现了藏身山洞的蒋介石。
孙铭九并不是突然闯入张学良政治生涯的陌生人。他早年在东北长大，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是同学，因这层关系，少年时期便常出入张氏家庭。张学良对这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颇为器重，还资助他赴日本学习军事。
回国后，孙铭九先在张学铭身边任职。1934年前后，他正式进入张学良的工作系统，担任随从参谋，后来成为卫队军官。东北军内部有人把他与应德田、苗剑秋并称为“三剑客”，足见其在张学良身边的分量。
真正改变他们关系的，是东北沦陷后的局势。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进攻沈阳，东北军奉命撤退，张学良由此背上沉重骂名。孙铭九长期陪在左右，亲眼看到张学良从消沉、痛苦，逐步转向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935年以后，东北军被调往陕甘地区作战，连续受挫，部队士气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中共方面不断向东北军宣传联合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通过与中共代表接触，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继续把东北军投入内战，只会使部队消耗在同胞相争之中。
1936年4月，张学良前往肤施，与周恩来会谈。孙铭九没有参加核心谈判，而是奉命在门外警戒。几个小时里，他只能听见断断续续的谈话声，却知道门内讨论的并非一般军务，而是东北军今后的方向。
张学良回去后曾感慨，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单靠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寻找共同抗日的道路。孙铭九虽然没有多少政治发言权，却是张学良身边少数能够直接听到这些想法的人。
矛盾很快集中到蒋介石身上。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在华清池部署军事行动，要求东北军继续向陕甘一带推进。张学良多次劝说停止内战，非但没有得到回应，反而受到严厉斥责。
12月10日前后，张学良与杨虎城决定采取“兵谏”。据孙铭九后来回忆，张学良问他：“把任务交给你，有把握吗？”孙铭九回答：“有，交给我办。”这几句简单的话，决定了他在西安事变中的具体位置。
12月12日凌晨，孙铭九率东北军卫队进入华清池。行动中发生交火，蒋介石从住处逃出，藏到骊山附近。部队搜查时发现了遗留的皮鞋，随后在山洞方向找到目标。蒋介石赤脚伏在洞中，神情十分狼狈。
孙铭九没有下令伤害蒋介石，而是说明来意：“我们奉张副司令命令，请委员长进城主持抗日。”这句话未必改变了双方的敌对关系，却说明张学良事先强调过，扣押的目的不是杀人，而是迫使蒋介石改变政策。
遗憾的是，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坚持亲自护送蒋介石前往南京。孙铭九等人曾劝阻，认为此行风险极大，但张学良没有改变决定。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随后即被扣留，此后长期失去人身自由。
张学良被扣押后，孙铭九的处境也迅速恶化。作为西安事变的直接执行者，他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权力体系，只得辗转活动。后来，他接受汪精卫方面的拉拢，进入汪伪政权，曾在山东担任伪军政职务。
这段经历，是孙铭九一生中无法回避的污点。曾经因为反对内战而参与兵谏，后来却站到了侵略者扶植的政权一边。个人的愤懑、政治判断失误，以及复杂的派系处境，共同造成了这次严重转折，不能只用“受人蒙骗”一语带过。
抗日战争结束后，孙铭九重新回到国民党方面，并被派往东北。东北战事失利后，他被人民解放军俘获。由于他既有西安事变的历史身份，也有参加汪伪政权的经历，对他的处理并没有简单按照普通人员办理，而是结合不同时期的表现进行审查。
新中国成立后，孙铭九没有成为公开宣传意义上的功臣，也没有因西安事变的旧功抵消后来造成的影响。他获得了继续生活的机会，后来在北京定居，并参与过文史方面的工作。与张学良终身被隔离的命运相比，孙铭九至少在晚年恢复了相对平静的生活。
2000年，孙铭九在北京去世。那个曾在骊山山洞中找到蒋介石的人，最终没有死于传闻中的枪声，而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了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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