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5月，苏北阜宁县垮周村，一间普通农舍里，张茜刚刚生下儿子。战火逼近，产房没有鲜花，也没有像样的床铺，只有乡亲们临时腾出的房间和几件干净布料。消息传到新四军军部后，代军长陈毅连夜赶来，看了一眼孩子，给他取了小名“小夸”，随后便准备离开。
这一幕被接生的罗生特看在眼里。他没想到，孩子刚出生，父亲竟然只停留片刻。情绪激动之下，他冲着陈毅喊道：“回来！妻子刚生孩子，你怎么能这样走？”
在罗生特熟悉的欧洲生活中，丈夫应当陪伴产妇，送上鲜花，反复安慰。可眼前的陈毅，既没有鲜花，也没有长时间守候。罗生特一度认为，这位中国将领只顾军务，未免太过冷硬。
卫生部长崔义田赶紧解释：“陈军长不是没有感情，军情紧急，他实在不能久留。”为了让这位外国医生明白陈毅的性情，崔义田还提到陈毅写给张茜的诗句。罗生特听完，怒气才慢慢消散。
有意思的是，这场误会背后，恰好体现了罗生特与陈毅的相似之处：一个把医生职责看得极重，一个把战场责任放在肩头。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不同，却都不愿在关键时刻退缩。
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费尔德，1903年出生于奥地利一个犹太人家庭。1928年，他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后来成为泌尿科和妇产科医生。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纳粹开始迫害犹太人，罗生特被捕并送入集中营。
苦役和殴打没有使他屈服。有一次，他为保护一名遭到毒打的难友出手相救，自己也被打断肋骨。被驱逐出境后，他没有选择安稳度日，而是把目光投向正在抗战中的中国。
1939年8月5日，罗生特辗转抵达上海。他本可以凭医术过上富足生活，但上海租界里的优裕条件并没有留住他。通过进步人士希伯，他了解到新四军缺医少药，许多伤员因缺乏治疗而承受痛苦，于是产生了奔赴敌后根据地的想法。
1941年3月，在地下党组织协助下，罗生特抵达盐城新四军军部。3月20日，军部为他举行欢迎会。陈毅在会上说，世界各国的正义人士都在声援中国抗战。罗生特被任命为新四军卫生部顾问，开始在战地之间奔波。
他不只是给伤员看病，还参与改进卫生制度。一次，一名战士脚踝受伤，整条腿青紫肿胀，医生准备截肢。罗生特检查后认为尚未到这一步，便改变治疗方案。一个月后，战士保住了左腿，逢人便说：“罗大夫给了我一条腿。”
另一回，一名农村产妇难产，罗生特走了几十里山路赶去救治。产妇家中条件简陋，他把自己参加劳模活动得到的白毛巾垫在产妇身下，随后完成接生。对他来说，战士和百姓没有区别，哪里有人求救，哪里就是医者该去的地方。
罗生特还开办卫生学校，培训医务人员，并参与编写《军医必携》。1941年8月，这本书印出一千册，送往苏北各部队。它所解决的，不只是某一名伤员的病痛，更是根据地医疗人才和卫生知识长期不足的问题。
生活上，他拒绝特殊照顾。穿土布军装，睡土炕，吃玉米粥，偶尔得到一点咖啡，也常常转送给战士。陈毅曾把一支马牌手枪送给他，并说自己出生于1901年，这支枪也是1901年制造，因而格外珍爱。
两人常用法语谈文学，有时一聊就是半夜。陈毅写信支持罗生特记录新四军的斗争，罗生特也在实际工作中逐渐产生了对中国革命的归属感。1942年春，他提出入党申请，后被作为特别党员接纳，陈毅还愿意担任介绍人。
罗生特与罗荣桓的交往，则更多带有医生和病人的双重意味。1943年，罗荣桓患严重尿血病，罗生特判断可能与肾脏有关。受条件限制，检查过程没有现代麻醉设备，疼痛十分明显。罗荣桓却对翻译说：“请告诉罗大夫，放心检查。”
罗生特后来多次赴山东为罗荣桓诊治，并劝他控制饮食、减少劳累。罗荣桓爱吃辣椒，他便半开玩笑地说：“从现在起，辣椒不能碰了。”1946年，他坚持护送罗荣桓一家前往莫斯科治疗。1947年3月，罗生特出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成为战争年代我军中担任实际职务较高的外国友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罗生特因思念故乡申请回国。陈毅在上海为他准备西服并设宴送行，罗荣桓送给他一块怀表。遗憾的是，回到欧洲后，他一时难以找到合适工作，身体也逐渐恶化。1952年4月22日，罗生特因心肌梗塞去世，年仅49岁。
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并不算长，却把最富有精力的岁月留在了抗日根据地。那场因“看一眼就走”引发的争执，也没有成为隔阂，反而让两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更深地理解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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