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1年春，北京一处老红军聚会地点，80岁的杨得志拄着手杖站在门口，迟迟没有入场。屋内已经坐满了当年的战友，有人出来搀扶他，他却摆了摆手：“老师长还没来，我在这等他。”
这句话一出口，大家便明白了。杨得志等的不是普通来宾，而是曾经直接领导过自己的老首长李聚奎。很快，几位老战友也走出门来，陪他一起站着。
对于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人而言，职务可以变化，年龄会增长，唯独上下级之间的情分不会轻易消失。杨得志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但在李聚奎面前，他始终把自己看作当年第一师的年轻团长。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抵达大渡河东岸。蒋介石调集重兵围追堵截，红军若不能迅速渡河，长征队伍就可能被压缩在狭窄地带，局面十分危险。
当时，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奉命承担渡河任务，团长正是杨得志。真正负责组织突击的，是第一营营长孙继先。杨得志没有把任务一交了之，而是反复检查船只、火力和渡河路线，连伤员安置都一并考虑。
5月25日凌晨，突击队乘小船向对岸冲去。敌军火力密集，江面又宽，船只一旦受损，人员便很难返回。红军以机枪和迫击炮压制岸上火力，突击队则抓住间隙迅速靠岸。
这场战斗后来被称为强渡大渡河。渡口打开后，中央红军获得了继续北上的通道。毛泽东在谈到红一团时，曾肯定他们在转移中走在前面、完成了重要任务。周恩来也称赞这支部队作风过硬，留下了“天下第一团”的说法。
杨得志面对这些赞誉，却常常把功劳归到师长李聚奎身上。他说得很实在：“强将手下无弱兵，还是师长领导得好。”
李聚奎1904年出生于湖南安化，年轻时曾在湘军中任职。1928年，他参加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随后随部队走上革命道路。那段经历使他很早便懂得，带兵不能只靠勇猛，更要靠纪律、判断和担当。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李聚奎率部参加大龙坪等战斗，部队长途奔袭，打出了红军少有的凌厉作风。凭借战场上的表现，他逐渐得到上级重视，后来出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
有一次，林彪问他：“第一师的师长，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李聚奎回答：“应该是红军的第一师长。”
话不长，却透着一股硬气。上任后，他对自己要求严格，行军、作战和生活都尽量与战士同甘共苦。部队遇到困难时，他不躲在后方；需要承担责任时，也从不推诿。久而久之，官兵对他的信任便建立起来了。
长征中，红一师多次担任先遣和突击任务，强渡大渡河只是其中一场。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李聚奎又先后在红四方面军任职，继续负责部队参谋和指挥工作。战争环境不断变化，他的职务几经调整，始终没有离开军队建设这条主线。
新中国成立后，李聚奎转入后勤和工业建设领域。1955年，石油工业部组建，周恩来推荐他担任部长。由于当时已经离开军队，他错过了首次授衔，但获得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李聚奎重新回到军队，担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并被补授上将军衔。他成为新中国开国上将中较晚补授的一位。此后，他还担任过后勤学院政委、中央军委顾问等职，1981年离开领导岗位。
所以，1991年那场聚会，杨得志才会执意站在门外。李聚奎到达后，他立即迎上前去，陪着老首长一起走进会场。按照杨得志的安排，李聚奎被请到主位，可李聚奎连连推辞：“论资排位，我不能坐这里。”
杨得志赶紧接话：“今天只讲战友情，老师长不坐，我们也不坐。”
李聚奎见众人都在等，只得落座。杨得志这才坐到旁边。一个是后来统率全军的重要将领，一个是曾经带领红一师浴血前行的师长，几十年岁月过去，军中的礼数仍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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