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靖：从改革转向革命，美国之行如何改变高尔基？

《华盛顿时报》对高尔基访美的报道

1906年春，马克西姆·高尔基，这位“俄国革命之声”，后来成为苏联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抵达美国，随行的是一位当地报纸最初称她为高尔基夫人的女士。他们受到以马克·吐温为代表的美国作家乃至公众的欢迎，却在数日后因《纽约世界报》对其婚姻“丑闻”的揭发而遭到驱逐和抵制；访美目标未能达成，高尔基自己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以前实际上只是个改革者，而这次旅美之行让他“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文 | 杨靖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日，俄国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一行抵达新泽西霍博肯（Hoboken）轮渡码头，当地数千名粉丝及一众报刊记者早已在那里迎候。当晚，在纽约文学俱乐部举办的欢迎晚宴上，马克·吐温发表主旨演讲。首先，他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新近提出的日俄战争和解方案表示强烈不满，理由是：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俄国专制政权就会垮台，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将会诞生，然而和解方案却让沙皇反动统治得以苟延残喘。在他看来，沙皇“是个不值得被保住的蠢货”，而罗斯福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总统”。紧接着，马克·吐温回顾了美国革命时期，大陆会议派遣富兰克林前往巴黎寻求军援的历史，“因为我们非常乐意接受法国在我们革命的阵痛中提供的援助，而且我们一直对这种援助心存感激……所以现在轮到我们偿还这份恩情了，我们要帮助另一个国家受压迫的人民争取自由。”最后，他以铿锵有力的语调向全体美国人民呼吁——“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俄罗斯共和国，让沙皇统治下受迫害的人民享有与我们同等的自由，那就让我们放手去做吧”。

高尔基此次的确是衔命而来。一九〇五年的“流血星期日”（一月二十二日），高尔基在圣彼得堡见证了俄国近现代史上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哥萨克骑兵奉沙皇之命当场射杀了数千名前往冬宫递交请愿书的贫苦劳工。高尔基将现场实况通过电报发送给美国报业大亨、《纽约美国人报》（New York American）创始人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后者以《我亲眼看见的屠杀》为题，以大号字体将电报全文刊登在该报头版。“俄国革命已经开始了，”高尔基在文末写道，“自由之日的血腥黎明之后，必将伴随着更多的屠杀，但人民最终必将获胜。”与此同时，该报还为电文配发了一篇社论，标题为《以懦夫为统治者的国家》（The Nation with a Coward as a Ruler）。惨案发生后，高尔基严厉谴责沙皇的暴行，并呼吁依法保障人民权利，结果被秘密警察逮捕，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当有传言说高尔基将被判处绞刑时，英国著名作家哈代、史文朋、梅瑞迪斯，法国作家法朗士、艺术家罗丹、画家莫奈和数学家庞加莱以及化学家居里夫人等文化名人一同向沙皇政府发起抗议，美国《哈泼斯》《世纪》《斯克里布纳》（Scribner）等知名杂志也竞相设法营救。高尔基获释后，随即加入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1903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开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受组织委派，高尔基此行的目的是赴美进行亲善和筹款活动——该党希望借助他作为享誉海内外的作家/革命家的名望和个人魅力，不仅能够阻止沙皇政府从美国获得贷款，并为急需资金的革命组织筹款（目标一百万美元）。

“流血星期日”当天，沙皇士兵向请愿者射击

次日，马克·吐温造访高尔基下榻的酒店。晤面时，他信心满满地告知后者，“美国公众舆论，无一例外地强烈反对俄国专制”，而他本人也认为俄罗斯“这个觉醒的民族，如今正日益壮大，很快就能推翻（沙皇政府），并建立一个共和国……这场革命的目标是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选举自由和宗教自由”。同时，他向高尔基透露，为达成这一目标，新近纽约已成立一个专门的筹款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作家杰克·伦敦、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厄普顿·辛克莱，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社会活动家简·亚当斯（Jane Addams），以及马克·吐温本人。临别之前，马克·吐温热忱邀请高尔基一行拨冗参加一周后以他个人名义举办的晚宴。

至此，高尔基本次访美之旅貌似一切顺利。然而，谁也料想不到，仅仅三日后，风云突变：先是高尔基及其随行人员被强行驱离所下榻的酒店，几乎流落街头；随后，计划中与当地左翼劳工负责人的会面，预约的多家报纸记者访谈，以及早已安排就绪的公共演讲，统统被取消。前一天曾设宴款待高尔基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杜威（John Dewey）无端遭受围攻，校园内甚至有人打出“杜威必须滚蛋”的横幅。两天前曾参与盛大欢迎仪式的马克·吐温也未能幸免——他被要求收回之前的言论。然而，更令人震愕的是，这一次，一向我行我素的马克·吐温居然选择了向“民意”屈服：他并未在报章做任何辩解，而只是发布了一则简短声明（“因故辞去筹款委员会的职务”）。至于当时信誓旦旦的接风晚宴，自然也无疾而终。事实上，一周后马克·吐温确实出席了一场大规模、高规格的晚宴——为纪念美国富豪、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轮船的发明者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而举行的晚宴，与会者皆为美国政要名流，地点则设在美轮美奂的卡内基音乐厅——据说安德鲁·卡内基本人也出席了当晚的活动。

四月十四日，《纽约世界报》（The New York World）头版刊登的两张照片引发轰动效应，一时间几乎决定了高尔基此次访问的结局。一张是高尔基和家人的合照，另一张则是他的情妇玛丽娅·安德烈耶娃（Maria Andreeva），照片下方还有一行文字：“所谓的‘高尔基夫人’根本不是高尔基夫人，而是一位名叫安德烈耶娃的俄罗斯女演员，自从几年前与妻子分居后，他就一直和她同居在一起。”《纽约世界报》是报业大王普利策旗下的王牌，也是赫斯特的《纽约美国人报》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据查，爆料之人是俄国情报部门一名秘密特工，此人在高尔基离开俄国后一直在暗中尾随；而《纽约世界报》之所以对高尔基痛下杀手，乃是由于他抵美不久便接受了《纽约美国人报》的独家专访，令后者大出风头。为与之争夺市场，《纽约世界报》决定豪赌一把，不惜自贬身价，借助爆黑料来博取眼球。于是乎，经过调查记者的深入挖掘，高尔基抛弃原配妻子、与情妇纵情享乐，以及对身患重病的女儿不闻不问等“丑闻”，一一暴露在公众面前。转瞬之间，高尔基便由众人追捧的对象一变而为众人唾弃的对象。

安德烈耶娃是莫斯科艺术剧院女明星，深受剧院创始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Constantin Stanislavski）赏识，同时她也是一名狂热的布尔什维克。这位被列宁称为“奇人”的名伶美貌如花，而又热衷于革命冒险活动，同时还是一笔巨额遗产的执行人，正是她点燃了高尔基心中的熊熊爱火和革命烈火。经组织批准，她与高尔基形成了出双入对的“事实婚姻”——借用传记作家的话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家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和乔治·爱略特的关系极为相似。由于该组织机构当时尚处于地下状态，高尔基不愿将此事原委公之于众，以免累及本党同志。因此，面对美国媒体的穷追不舍，他只能简短地回答：“她是我的妻子。任何人类制定的法律都无法使她比现在更像我的妻子。暗示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合法，是卑鄙的诽谤。男女之间的结合，从来没有比我们的更神圣、更道德的了。”然而，群情激昂的“吃瓜”群众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呼吁当局以“品行不端”为由将安德烈耶娃驱逐出境。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纽约移民局局长罗伯特·沃奇霍恩（Robert Watchorn）宣布，将对高尔基及其随行人员进行身份调查，一旦查实，安德烈耶娃（以及高尔基本人）极有可能因重婚罪被驱逐出境。鉴于民意汹汹导致事态已无法挽回，原本有意邀请高尔基和安德烈耶娃去白宫做客的罗斯福总统也撤回了邀请。

安德烈耶娃和高尔基在驶往美国的汽船甲板上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以马克·吐温为代表的美国文学界噤口不言，陷入集体沉默。倒是当时正在纽约访问的英国小说家HG威尔斯在报刊著文，为高尔基打抱不平：他首先强调一个事实，即高尔基与妻子已分居多年，尽管如此，双方一直保持书信友好往来，高尔基对女儿的关爱之情也不亚于世上任何一位父亲。其次，威尔斯指出，在教会势力庞大的俄国，“除非通过东正教会，并且婚姻中的一方公开承认通奸，否则无法获得离婚许可”——尤其对于高尔基这样的“革命者”（即沙皇专制的“反叛者”）来说，若想要从官方取得许可，简直比英王亨利八世取得教皇的恩准还要困难。最后，威尔斯严厉拷问美国媒体的良知和底线：“我不知道某些美国媒体对马克西姆·高尔基发起猛烈抨击是出于何等动机。或许是出于清教徒对道德纯洁的执着，但肯定没有任何一种对道德纯洁的执着能够催生出如此厚颜无耻、谎言连篇的狂潮。”这种赤裸裸的种族偏见和人格侮辱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照威尔斯的看法：即便“在一个被瘟疫恐慌所笼罩的城市里，感染者也不可能遭受更残酷的对待”。

当然，文学家威尔斯看到的“道德洁癖”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在这一事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对于衣食无忧（时不时还可以搞搞游行、闹闹罢工）的美国人来说，“革命”是一个时髦的词。然而，他们所理解的革命与高尔基和他的同志们所倡导的革命理念截然不同。美国人相信，政治变革将为俄国造就一个自由的宪政秩序。但是对高尔基而言，革命意味着彻底改造俄国制度，从而顺利实现从农奴制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如此天翻地覆的激进革命，美国政府及其民众根本无法认同。正如罗斯福总统此前在写给《屠场》（The Jungle）作者厄普顿·辛克莱的信中所言：“俄国革命最近的失败恰恰源于领导层中高尔基式人物（the Gorki type）过多，而这种领导方式除了将人引向绝境（Serbonian bog）之外，永远无法带领任何人走向成功。”事实上，早在高尔基抵达美国海关时，他便遭遇到一个可能阻止他入境的刁钻问题：作为一名反叛者，“您是否相信法律和秩序？”。对此，高尔基微笑着回答：“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是社会主义者。我相信法律和秩序，正因如此，我反对俄国政府，因为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期，它处于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番答词天衣无缝，由此他也成功过关。

然而，不久之后，高尔基在美的一系列言论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高度警觉。首当其冲的是《纽约世界报》——在曝光“丑闻”后，该报影响力大增，于是又乘势推出名为《美国的社会主义及其意义》的系列文章，同时刊发读者来信，引发汹涌舆情——“从政治角度来看，曼哈顿此时弥漫着一股煽动性的气氛”。随后，在带有激进色彩的《威尔希尔杂志》（Wilshires Magazine）上发表的一则声明，更无异于公开煽动暴力革命——“致我亲爱的社会主义兄弟们。勇敢起来！全世界受压迫者的正义与解放之日即将到来。永远的兄弟，马克西姆·高尔基”。尽管事后证明，是有人盗用高尔基之名发布了这则宣言，然而在当时，它的确引起了局部的骚动。更为致命的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面对“您如何看待美国文明？”这一提问，高尔基不再像初入美国海关时那样矜持，而是直言不讳，指斥美国文明之种种弊端——“就我个人而言，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当政治权力完全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靠他人劳动为生的寄生虫手中时，真正的文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才有可能实现。有鉴于此，我建议宣布资本家是社会危险群体，没收他们的财产以造福国家，将这些人迁往某个海洋岛屿——让他们在那里悄然死去”。在高尔基看来，或许此举“将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非常人道的方案，且完全符合美国理想主义（American idealism）精神”，然而，在向来自高自大的美国人眼里，这无疑是制造贫富对立、煽动社会分裂的危言耸听。

很显然，丑闻事件从根本上扭转了高尔基对纽约乃至美国的看法。下车伊始，目睹美国社会繁荣富庶、人民安居乐业，他在给剧作家友人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Leonid Andreyev）的信中不无兴奋地写道：“百老汇大道绵延约五俄里。中央公园、鳞次栉比的房屋、港口和哈德逊河——所有这一切都尽收眼底。从幽暗的街区深处，二十八层、三十三层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直插云霄。一切都令人叹为观止。”毫无疑问，眼前的景色让他想起了故乡下诺夫哥罗德，哈德逊河在他眼中仿佛变成了伏尔加河。在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就像回到了家”。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向友人发出邀请：“列昂尼德，你一定要来这里看看。我是认真的。这里简直是一个由石头、玻璃和钢铁构成的奇妙世界，一个由疯狂的巨人、渴望美丽的怪物、充满狂野能量的暴风雨般的灵魂建造的奇幻世界。所有那些柏林、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与纽约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社会主义应该首先在这里实现——当你看到那些令人惊叹的房屋、机器等等时，你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次日，在由酒店前往宴会厅途中，高尔基注意到街上警察寥寥无几，联想到沙皇治下的警察国家人民动辄得咎、噤若寒蝉，不禁感慨系之：“瞧瞧这个国家！自由、美丽、幸福！也许有一天，俄罗斯也能拥有同样的幸福！”

然而，在经历了美国媒体的暴击之后，高尔基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在一九〇六年八月的《阿普尔顿杂志》（Appleton Magazine）上，高尔基发表了一篇题为《金钱之城》（The City of Mammon）的檄文，对美国道德家们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这些自鸣得意、臃肿肥胖的家伙……他们生来就是无赖，却装出一副世界律师的样子。”而纽约市中心的曼哈顿，起初在高尔基眼中绚烂辉煌，如今却被他描绘成“一张大嘴，满是参差不齐的黑牙……当你踏入其中，你会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砖石和钢铁构成的胃里，它吞噬了数百万人，并将他们翻腾、研磨、消化”。在文章结尾，高尔基以冷峻的笔调写道：“在我看来，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民像纽约人那样不幸，那样彻底地被生活奴役。而且，我也从未见过哪个地方的人民像这座由石头、钢铁和玻璃构成的巨大幻象之城那样，如此悲喜交加、自鸣得意——这座城市由财神墨丘利（Mercury）和冥神普鲁托（Pluto）主宰，是病态而荒芜的想象力的产物。”

《纽约世界报》拼贴的照片：上图为高尔基与其妻子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右下为安德烈耶娃，左下为高尔基

随着了解日渐加深，高尔基在此后的《无聊之地》（Realm of Boredom）、《乌合之众》（The Mob），以及《黄魔之城》（The City of the Yellow Devil）等文章中对美国社会的批判越发深入，调门也越发高亢，比如他断言“美国文化是我们星球上最畸形的文化”，恶诋美国知识分子多为“帮闲”文人（或资产阶级的“女护士”，其主要职能是“安慰富人们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小烦恼”），甚至以马克思式的口吻哀悼美国工人所处的困境，痛斥美国社会扼杀人的创造力，并由此“将人异化为机器般的群体”。一通发泄后，高尔基本人固然长出一口恶气，然而如此一来，他也不得不付出惨重代价：奉行资产阶级价值观的美国文人及社会团体势必要与之“切割”。数日后，发现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已无立足之地，高尔基和安德烈耶娃只能避居新泽西乡下，在伊丽莎白镇（Elizabeth Town）附近一处友人庄园潜心创作。一九〇六年十月，高尔基完成了他最负盛名的一部小说——《母亲》，并携带他此次访美募捐所得——仅有区区一万美元，踏上了经意大利返回俄国的航程。

《母亲》讲述俄国郊区一家工厂工人的阶级意识觉醒的故事，着力塑造了无产阶级“新人”巴维尔及其母亲尼洛夫娜的光辉形象，被认为是颇具争议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标志着高尔基作为一名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已趋于成熟”。一九〇五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首次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党对文化与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要求党领导的文学阵线“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而《母亲》的问世，则是上述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据说列宁同志在阅读手稿后兴奋不已，评价它为“一场及时雨”：“这本书非常有用，很多工人不自觉地自发参加革命运动，现在他们看了《母亲》后获益匪浅。这是一本很及时的书。”

回顾高尔基为期半年的访美之旅，不难发现，除了意识形态和性道德差异，他无功而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家本人由于“水土不服”（cultural displacement）而产生的心理落差。众所周知，美国是个市民社会，本国作家并不像欧陆国家那样被尊为“文豪”，作家的地位远不如白手起家的富人，甚至不如影视及体育明星——高尔基本人显然无法适应这一身份和地位的急剧变化。毫无疑问，此番高尔基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受到的“冷遇”，加剧了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憎恨，同时也使他的思想由左倾转向狂热激进（被安德烈耶娃同化）。正如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所说，他以前实际上只是个改革者；而这次旅美之行让他“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本文发表于《随笔》2026年第5期

原题为《高尔基旅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