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年间，江南某县秋收之后，县衙里最忙的不是审案，而是核对钱粮册。县令翻看黄册，书吏核算田亩，差役催促各户缴纳田赋。县令曾问：“这些银粮收齐后，全部送往京城吗？”书吏答道：“并非全部，有的留在本省，有的必须解送户部。”
这几句话，正好点出了清代财政运作的关键：地方负责征收，中央掌握分配；钱粮可以在地方入库，却不能由地方随意支配。
清朝入关后，沿用了明代不少财政办法，但控制得更紧。户部并不直接下到各县收税，而是通过一套层层相扣的制度，掌握各省收入、支出和库存。地方官看似经手钱粮，实际上每一笔款项都要有出处、有凭据、有回报。
州县是征税的最前端。田赋主要依据土地和丁口征收，清代中期以后，地丁合一的趋势更加明显。田赋中又有地丁银和漕粮两类，此外还有部分杂税。盐课、关税等收入，则多由专门机构和各地税关办理，通常直接归入中央财政体系。
田赋征收一般分为春秋两期。春季称“上忙”，大体从二月开始，到五月结束；秋季称“下忙”，通常自八月开始，十一月截止。各地不会机械执行同一天，因为南北气候、收获时间不同，征收期限也会有所调整。
百姓交纳的钱粮，先进入州县衙门，再由州县造册汇总，解送本省布政使司。布政使掌管一省钱谷出纳，既要核查各府州县的征收数目，也要按照朝廷规定办理上解。府、州、县官员虽然都参与其中，却没有改变定额和用途的权力。
清代赋税并不是地方想收多少就收多少。各省应缴数额，通常载入赋税全书，朝廷据此确定年度定额。地方若少征，必须说明原因；若多征，也可能被追查。这里面既有防止亏空的考虑，也有防止地方坐大的用意。
钱粮到了布政使司，并不会一股脑送进户部。按照“存留”和“起运”的划分，一部分留在本省，用于官员俸禄、衙门办公、驿站和部分公共事务；另一部分则解送中央，称为“起运”。留下多少、解走多少，不能由督抚自行决定，而要按定制办理。
真正体现中央调度能力的，是“解饷”和“协饷”。各省经济条件不同，有的收入充足，有的勉强维持，还有的连本省日常费用都难以承担。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往往属于财力较强的省份，云南、贵州、甘肃等地则因交通、军务和地理条件，开支压力较大。
有余省份上缴中央或接济邻省的钱，称为“解饷”；中央调拨给不足省份的款项，称为“协饷”。表面看，这是省与省之间的调剂，实际决定权仍在户部。地方不能因为本省有余，就把钱长期截留；也不能因为本省不足，就自行向富省索取。
户部掌握的并不只是账面数字。各省每年冬季要预估下一年度的经费需求，这一程序称为“冬估”。到了次年春秋，还要呈报库存和拨款情况，称为“报拨”。户部据此判断哪里需要补助，哪里能够上解，形成一套带有预算和决算性质的管理办法。
地方花掉的钱，也要接受“奏销”。简单说，奏销就是把收入、支出、用途和结余逐项报给中央审核。军费、河工、赈济、驿站等开支，往往都要附带凭证。账目对不上，轻则追赔，重则处分，地方官很难把亏空完全遮掩过去。
不过，清代财政并非把地方库银全部抽空。雍正时期以后，朝廷允许各省留存一笔备用银，以应付灾荒、军务和突发支出。乾隆时期，不同省份的留贮数额并不相同，边远地区通常需要更多储备，因为调运不便，遇到紧急情况很难临时筹款。
值得一提的是，盐课、关税和不少杂税通常不属于地方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这样一来，州县真正能够掌握的财力十分有限。地方既承担治安、赈济、工程等事务，又缺少足够稳定的财源，基层官府往往只能依赖上级拨款，或者通过各种附加性收入补足缺口。
这套制度的长处，是把全国财政纳入户部的统一账目，中央能够知道各省收了多少、留了多少、用了多少。它的局限也很明显：地方手里钱少，办事却不少，正式经费不足时，灰色收费和官场陋规便容易滋生。
咸丰以前，清廷依靠存留、起运、解饷、协饷和奏销，把地方财权牢牢系在中央财政框架内。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军费骤增，原有税收已难应付战事，各地开始自行筹款、抽厘和扩充军费。督抚由此获得更大的财政空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原本严密的收支链条，也随之出现了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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