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7年6月16日，北京，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距离香港回归只剩半个月，摆在工作人员面前的不是庆典流程，而是一张标着营地、道路和交接时间的防务图。有人在反复核对后发现，原定方案中竟留出了一段不能忽视的空档。
按照中英双方此前的安排，英军于7月1日零时撤出香港，解放军驻港部队随即接管防务。表面看，时间衔接得很紧，可真正执行起来，部队从指定地点出发，经过道路转换，再抵达最远的防区，至少需要两三个小时。
这意味着，英国军队已经撤离，中国军队尚未完成部署，香港部分区域可能处于无人实际防守的状态。对于普通城市而言，这或许只是调度上的麻烦；但对当时仍是国际金融和交通要地的香港来说，任何防务空档都可能放大风险。
更棘手的是，回归仪式会场将聚集中外政要和各界来宾，周边道路、码头、机场以及重要设施都需要同步保障。防务交接不能只看仪式是否准时开始，还要看部队能否在关键时刻真正到位。
这个问题很快上报中央。得到的要求十分明确：香港回归不能出现防务真空，交接安排必须重新研究。陈佐洱后来在回忆中提到，6月16日接到任务后，中方联合联络小组立即组织人员商议，准备同英方展开一场极为紧张的谈判。
中方并非临时起意。早在方案设计阶段，便考虑过先遣部队提前进入的问题。最初提出的设想，是派出约1070人的队伍，携带必要武器装备，于7月1日零时前数小时由陆路进入香港，分别前往六处预定营地。
英方的反应并不意外。对方认为先遣人员数量过多，携带装甲车辆进城也会造成较大影响，还提出可以改用水路运输，尽量减少公开行动的声势。至于中方所说的防务空档，英方则认为风险被说得过重。
双方争执的表面，是人数、车辆和行进路线；更深一层，却是交接主导权与现场秩序由谁掌握。英国希望在撤离过程中保持体面，也不愿让外界看到英军尚未完全离开，解放军便已大规模进入。中方则清楚，防务安全不能让位于形式上的观感。
6月17日上午，谈判正式开始。会议持续数日，双方代表围绕先遣队规模、提前时间、进入路线和驻扎地点反复磋商。英方不断要求压缩行动范围，中方则坚持陆路进入，并要求先遣人员提前接管与交接仪式直接相关的核心区域。
有意思的是，谈判并不只发生在正式会议桌上。一次休会期间，英方代表包雅伦同陈佐洱进行私下沟通，试探中方还能作出多少调整。陈佐洱没有把所有底牌一次亮出，而是把部分营地、人数和车辆列为可协商事项。
这种谈判方式并非故弄玄虚，而是为了留下必要的回旋空间。中方可以在次要安排上让步，却不能在关键防务点上退让。后来形成的共识是，九龙闹市区的两个军营不列入提前进驻范围，装甲车不进入市区，先遣部队人数也作出明显缩减。
但有两件事没有改变。一是先遣部队必须通过陆路进入香港，二是位于中环附近、与政权交接和指挥体系密切相关的添马舰军营，必须列入提前部署地点。前者关系到行动能否迅速展开，后者关系到交接仪式期间的现场安全。
6月21日，双方经过五天五夜的磋商，正式确定调整后的安排。提前进入香港的解放军先遣人员由原定约1070人减至509人，携带必要武器装备，但不包括装甲车；提前时间由六小时调整为两小时，进驻营地也避开了英军在闹市区的两处驻地。
这509人不是象征性队伍。他们承担的是先行开设指挥、通信和警戒体系的任务，既要保证部队按时进入，又要为后续驻港部队展开创造条件。人数减少了，任务并没有因此变轻，反而要求每个环节更加紧凑。
1997年7月1日零时，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开始。就在会场举行交接的同时，提前进入香港的解放军官兵已经按照部署抵达指定位置。英军撤离、中国军队接防，两个动作不再依靠纸面上的“同时发生”，而是通过提前部署实现了实际衔接。
随后，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升起，香港驻军交接完成。那一夜，外界看到的是庄严的仪式；而在仪式背后，真正决定安全的，是道路如何安排、营地如何衔接、人员何时进入，以及一支509人的先遣队能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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