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国家科研评审，增加产业“阅卷人”很必要

合理引入企业和创投机构专家参与国家科技计划关键环节，推动多方参与，背后是科技任务组织模式的深层变化。此次改革举措就是要针对传统“出题”“答题”和“阅卷”的错位，打通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转化的链条。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融共促新格局作出系统部署。在17项改革举措中，有一项格外受关注，即“强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产业应用导向，常态化征集企业需求，在指南编制、立项评审、项目验收中，合理增加来自企业和创业投资机构的专家数量，推动科技界、产业界、用户等多方参与”。

这是中央综合性政策文件首次对企业和创业投资机构专家参与国家科技计划关键环节作出部署。这一举措看似只是专家来源的调整，实则是科技任务组织模式的深层变化：让产业需求从成果转化末端前移至科技创新任务布局源头并贯穿科技创新管理全周期，从机制上推动创新链产业链的无缝对接。

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任务组织

国家科技计划是科技资源配置的主渠道。其指南编制、立项评审、项目验收分别关系到任务方向形成、承担团队选择和成效评价，决定了科研资源流向哪里、以什么标准衡量成效。让企业和创业投资机构的产业化经验和市场判断能力进入国家科技计划的出题、遴选和评价环节，能够从源头上重塑科技创新项目选题逻辑和科技创新成果评价标准，有利于提升科技创新尤其是关键技术攻关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长期以来，国家科技计划在载人航天、量子信息等重大领域成就卓著，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应看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两张皮”的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以发明专利转化为例，2025年，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到54.0%，而高校和科研院所分别仅为10.1%和17.2%，高校科研院所大量科研成果“沉睡”，难以转化为生产力。究其根本，是因为在科技创新任务组织过程中未能建立起产业需求导向的科技创新任务生成机制和项目验收机制。

2025年，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突破3万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超过77%，同时早在2023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企业参加或牵头的项目占比已接近80%。无论出钱还是出力，企业都已经顶起“答题端”的大半边天。202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探索民营企业作为“出题人”参与国家基础研究的路径。然而总体上，在指南编制、立项评审、项目验收等“出题端”和“阅卷端”，企业参与度明显不足。特别是在阅卷端，亟须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健全研发目标和产业化目标一体考核的机制。

这种“出题”“答题”和“阅卷”的错位，正是此次改革科技创新任务组织模式的针对重点。通过从源头上将产业真实需求嵌入科技创新任务形成与评价中，让“出题”“阅卷”与“答题”都有科技界、产业界等多方参与，建立产业需求牵引的科技任务组织模式，让创新链产业链真正实现无缝对接。

“多方参与”很必要，“合理增加”有深意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是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无缝对接的主体，建立产业需求牵引的科技任务组织模式需要企业的深度参与。常态化征集企业需求和让企业专家参与指南编制，意味着需求背后的共性技术和关键科学问题，有望转化为国家科技计划的主攻方向；立项评审中增加企业专家，则有助于从产业视角审视项目价值，筛选出兼具技术先进性和产业适配性的项目，能推动科研资源向真正有应用潜力的方向集中；在验收环节，企业专家参与评估，能够避免“唯论文”等评价倾向，成为完善“应用考核技术、市场考核产品”，加强研发目标和产业化目标一体考核的有力抓手，有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无缝对接。

企业专家好理解，那为什么还需要来自创业投资机构的专家呢？这是因为创业投资机构是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关键环节，发挥着创新风险分担、资源要素重配等功能。专业化创业投资机构大多具备识别技术潜力、判断市场前景、筛选创新团队、组织产业资源、分担早期风险的专业能力。若能使其参与到指南编制、立项评审等环节，能够为国家科技计划注入产业化市场化的价值判断标准。此外，国家倡导的创业投资机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长周期资本配置逻辑，可以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符合国家战略方向、具有市场前景的早期硬科技项目。

当然，强调企业和创业投资专家的作用，不等于越多越好，也并不意味着国家科技计划整体要跟着市场热点走。企业需要追求利润、创业投资有退出周期压力，若过度依赖企业和创业投资专家的意见，可能出现两种偏差：一是短期化，见效快的方向容易被优先安排，“十年磨一剑”的领域被冷落，导致陷入“中等技术”陷阱；二是局部化，单个企业、单一行业的需求被放大，从而忽视那些真正的“卡脖子”技术、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因此，《意见》强调的“合理增加”“多方参与”，更显深意与战略考量。国家科技计划不能成为少数企业、特定技术路线的“代言人”。只有保持企业、创投专家与科研机构、高校、政府部门等主体专家的合理比例，才能使国家科研重心维持在正确的位置，兼顾前沿探索与产业落地，规避短期化、局部化偏差。

激发“出题”“答题”“阅卷”积极性与使命感

基础研究、前沿探索和一些战略性科技任务，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短期内未必有清晰的企业需求，甚至可能暂时看不到商业前景，却决定着未来产业竞争的高度。这类领域市场机制往往失灵，企业不敢投、创业投资不愿投，更需国家长期稳定支持。

因此，在国家科技计划的指南编制、立项评审、项目验收中，需要引导企业和创业投资机构专家有序参与，在明确权责边界的同时保障参与权益，激发其扛起“出题”“答题”与“阅卷”的积极性与使命感。具体而言，要以“分类清单”划定不同科技项目的参与边界，避免“一刀切”；以“分级回避”管理利益冲突，确保评审的公正性与公信力；以“动态遴选”保证参与质量，避免“企业专家”沦为身份标签；以“容错免责”保障参与权益，让产业专家“敢判断、愿判断”；以“履职建档”树立荣誉导向，厚植专家“为国把关”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竞争：既要比拼原创性、引领性科技突破，也要比拼将科技突破转化为工程能力、产品优势和产业胜势的效率。面向“十五五”，改革科技创新任务组织模式、强化科技治理的协同创新机制，让产业真需求更早进入国家科技计划，让企业和创业投资专业力量更早参与创新价值识别，为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保留充足空间，正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转化链条的关键制度安排。（作者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