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最近看张致恒的采访，我记住两个画面。一个是林盛斌听到他名字连退四步，一个是他在镜头前红着眼说，每餐只买十元猪扒，切碎分给四个儿子。一个让人躲，一个让人心软，我没想替谁洗白，只想把看见的事分开说。
先看孩子这边。据报道，他家四个儿子里，三个有明确特殊照护需求，最小的还在评估；长子七岁，情绪焦虑敏感，对二弟有排斥，也会动手，次子六岁，自闭症合并过度活跃，夜里惊喊、涂粪、情绪失控时撞头咬自己。老三四岁，早产，呼吸系统弱，晚上要做雾化，老四三岁，目前相对平稳；不同报道在排序和年龄上有出入，但“照护压力很重”这一点，不是一句卖惨能带过的。
报道还提到，次子接受经颅磁脉冲刺激治疗后，食欲和表达有改善，学校能吃两三碗饭，也吃光罗汉斋；但医生提醒，这种治疗还在实验阶段，副作用和成效未明，不能代替传统疗法。把这些细节摆出来，不是替谁卖惨，是因为特殊照护确实要花时间、花钱、花人力。
再看钱怎么塌下去。2019年公布婚讯后，他遇上桃色丑闻，演艺工作停了，婚后连生四个孩子，债务越滚越大；家里月开支近四万，一期电费近万元都拿不出，债务约百万港元。收入靠洗碗、拉电器、送电器这些散工，支出却是固定的；借钱路径也很清楚，先找朋友，财务公司拒贷，再上网放二维码众筹，后来有风水师七师傅帮忙代付电费杂费，累计到六位数；还有财务公司说唱《死性不改》就减利息，他拒绝了，觉得受辱。
他也有自己的“拒绝”。据报道，他不想离婚，觉得完整家庭要有父母和小孩；他不想领综援，一是领了就不能请外佣，没外佣扛不住四个孩子，二是小时候跟父亲领综援时被要求去郊野公园捡垃圾做公益，留下阴影；他还拒绝用唱歌换减息。这些拒绝里，有些是价值选择，有些是现实把人逼到墙角，比如“领综援就不能请外佣”，听起来像个人任性，其实也暴露了制度设计里的别扭。
我觉得最该说清的，是两笔账不能混着算。第一笔是个人信用：五年里多次以孩子为由借钱，一次没还，又反复开口，这是失信，不能因为家里惨就被豁免，林盛斌那种“江湖救急到第四次就该停”的判断，站得住。第二笔是社会困境：特殊儿童照护资源不够，家庭抗风险能力太弱，综援和外佣的规则把多孩特殊家庭卡住，这是公共议题；同情不等于免责，追责也不等于冷血。
可舆论场很容易走两头。一头是“他也不容易”，因为惨，就把借钱不还轻轻放下，另一头是“活该”，因为失信，就把他孩子的病、家里的难全当成笑话。两种看法都省事，也都看不清人；人本来就可以同时有可责的地方和需要帮助的地方，把这两面分开看，才不会要么被眼泪带走，要么被四步后退带走。
问题也不只在一个人身上。生育决定和抚养能力错配，雯雯也说过当时太天真；特殊儿童支援缺口摆在那里，理想是每周四到五天训练，公立资源可能只有一到两堂。病急乱投医的诱惑也在，实验性治疗容易被当成救命绳；再加上制度悖论，一个多孩特殊家庭很容易掉进“借债—失信—更借不到”的死循环。
所以再回到那两个画面，我不觉得必须选一边。十元猪扒是真的，四步后退也是真的；眼泪该被看见，欠债也该被追问。他说“如果可以选择，宁愿孩子没出生”，这句话很重，既是一个父亲的当众认输，也是一面照出制度缝隙的镜子；它不该只由一个人扛，也不该被一句“活该”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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