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1年11月，四川资中附近，清朝大臣端方被湖北新军扣押。这个曾经担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的人，很快拿出印有“陶方”字样的名片，向士兵解释自己本来就是汉人，只是祖上迫于形势才编入旗籍。
一场身份辩解，就这样变成了保命筹码。端方声称，自己治理军队时并未亏待士卒，如今来到四川，也不是为了镇压百姓，而是在等待局势变化。有人甚至记下了他的话：“吾本汉族，姓陶氏，投旗才四世。”
这番说辞并没有让他逃过一劫。随行队伍中有人熟悉他的经历，当场指出他是满洲正白旗人，并非所谓“汉姓陶氏”。不久，端方被杀，首级被送往武昌示众。一位清廷重臣，没能靠官职、军队和名望保住性命，反倒败在了临时改换的祖籍上。
端方并不是庸碌之辈。他早年考中举人，后来进入仕途，曾因办理光绪帝大婚和修建慈禧陵寝得到提拔。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迅速调整方向，转而依附慈禧太后及其近臣，官位一路升高。
这种转变，正是晚清官场的缩影。端方既能迎合权力，也确实做过一些有实际影响的事情。他支持新式教育，参与推动废除科举，曾赴欧美考察政治与教育制度。1905年出洋归来后，他对君主立宪产生兴趣，但他的立场并不是放弃皇权，而是希望通过制度调整保住清廷统治。
有意思的是，端方的仕途越高，身上的矛盾也越明显。他懂得西方政制，重视铁路和教育，却始终把个人前程放在复杂的权力关系中衡量。1909年，他出任直隶总督，已经成为清廷最重要的地方大员之一。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去世后，端方因在葬礼上使用相机拍摄，触怒摄政王载沣，又被人趁机揭发贪腐等问题，逐渐失去权势。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扩大，清廷无人愿意接手这个局面，重新想到了端方。
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行军速度却明显放缓。有人认为他是在观望，也有人认为他不愿真正承担镇压责任。就在这段迟疑中，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相继响应，清朝统治迅速崩解。湖北新军士气和立场发生变化，端方便失去了最后的依靠。
与端方相比，朴寿的结局更直接。朴寿是满洲镶黄旗人，早年长期担任低级文职，后来借助李莲英等人的关系逐渐升迁。1907年，他出任福州将军兼马尾船政大臣，成为掌握军政实权的封疆大吏。
朴寿在福州整顿八旗军，改编队伍，添置枪械，试图把旧式旗营变成能够作战的新军。武昌起义后，他拒绝接受革命党提出的和平条件，组织旗兵抵抗，并下令动员旗人。相关记载显示，他曾提出极端的杀戮主张，试图以血腥手段压住局势。
1911年11月，福州起义爆发。朴寿依靠旗兵和火器抵抗了一段时间，后来革命军得到增援，旗军弹药逐渐不足，战局开始逆转。朴寿逃入蒙古营旗人明玉家中，仍被搜出并押解受审。
审讯时，他没有承认错误，反而坚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可是到了刑场，求生本能再次压倒了先前的强硬。他哭泣求饶，并说自己原本也是汉人，只求获得宽恕。这句话与此前“见汉杀汉”的态度放在一起，形成了极其刺目的反差。
革命党方面原本考虑到满汉各有立场，对被俘旗兵多有宽待，许多人获释时还得到路费。朴寿却因拒不悔改及镇压行动造成的后果，被判处死刑。1911年11月，他在福州被处决，其家属没有受到牵连。
端方和朴寿，一个在四川临刑前改称汉人，一个在福州刑场上哭认汉族。他们的经历并不能代表所有满族官员，却清楚暴露出晚清政治中的一个难题：身份可以被拿来邀功，也可以被拿来保命；忠君之言说得震天响，真正面对刀兵时，考验的却是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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