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看山西｜西阴遗址：跨越百年的考古相逢

《中国日报》10月27日第16版截图

从1926年一个孩童的记忆，到近些年持续开展的发掘工作，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西阴村遗址，始终站在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舞台上。

当年那个孩子本不该出现在发掘现场。1926年，山西省西阴村考古工地附近，他像所有孩童一样，围着新鲜热闹的场面玩耍。他听村里人的闲谈，记住了发掘队里两个人的称呼：李博士、袁先生。

将近70年后的1994年，时年28岁的青年考古学者范文谦来到这片遗址，开展第二次发掘。他遇到一位八旬老人。老人告诉范文谦，当年那个孩子就是自己，那两个名字，他从小记到现在。彼时，老人的孙子正和范文谦一同参与发掘工作。

10月15日，在山西运城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配套活动——第六届西阴论坛上，现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范文谦讲述了这段往事。

西阴遗址的考古第一铲，距今已过去整整一个世纪。当年的孩童、被记住的人名、老人的孙子，还有当年聆听故事的青年，在这片土地完成跨越百年的相逢。

西阴遗址地处晋、豫、陕三省交界地带，属于仰韶文化（中国北方距今5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重要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这里不但是仰韶文化的一处区域中心聚落，遗存年代还延续至商代，是一处年代跨度长、文化堆积丰厚的史前遗址。

10月17日，与会专家学者受邀来到山西省运城市夏县的西阴遗址发掘现场查看出土文物。 朱兴鑫 摄

村民口中的“李博士”和“袁先生”，正是被称作“中国考古学之父”的考古学家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百年之前，正是二人主持了西阴遗址首次发掘，这也是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第一场现代科学考古发掘。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表示，西阴遗址长达百年的研究历程，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生动缩影。

开创性考古发现

1921年，受聘担任中国政府地质顾问的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三门峡仰韶村主持考古发掘。他看到当地彩陶与中亚彩陶风格相近，提出仰韶文化或许由西方传入中国。

李济对安特生的假说存疑，决心通过考古工作探寻中国史前文化的本土源流。晋南地区被认为和夏代早期都城存在关联，由此进入他的视野。

1926年2至3月，李济、袁复礼在晋南大范围调查史前人类遗迹，西阴村的陶片吸引了他们。同年10月15日，遗址正式动工发掘。

这次历时40余天的发掘，出土半枚带有切割痕迹的蚕茧，以及十万余件陶片。研究这批陶片后，李济判断该遗址与仰韶文化有密切联系。他还注意到彩陶上圆点、弧线、弯角状空白等特色纹样，将其命名为“西阴纹”。

更具意义的是，本次发掘采用的考古方法具有开创性。郑媛表示，“李济使用了三点记载法、层叠法、探沟探坑法等技术手段。每件出土遗物都记录坐标与层位，完整保留遗物的空间、地层信息。这套方法日后成为中国田野考古的行业规范。”

10月17日，在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西阴考古博物馆，展出的数字化陶器纹饰独具特色。朱兴鑫 摄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表示，这次发掘也为驳斥安特生的假说提供了依据。李济注意到，西阴彩陶虽然大多为残片，却具备鲜明本土特征，拥有自身演变脉络；其中工艺最为精美的器物，不见于其他同期遗址。

“尽管李济就此问题行文审慎，但他的研究为后续探索打下重要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界对裴李岗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存持续研究，证实仰韶文化根植华夏本土，是土生土长的史前文化。”陈星灿表示。

20世纪20年代国内还开展了多项考古发掘。西阴遗址与这些考古实践一道，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

1949年后，中国考古学步入快速发展阶段，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学科理论体系日臻完备。

上世纪50年代，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发掘之后，学界确立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研究发现，西阴遗址出土遗存与该类型高度契合，西阴由此成为一处重要庙底沟类型遗址，“西阴纹” 也成为庙底沟类型的代表性纹饰。1994年，西阴遗址启动第二次发掘。

“这一轮发掘中，我们依托陶器演变线索，把西阴放到黄河中游晋南地区的宏大考古框架之下，厘清了这一区域的史前文化发展脉络。”郑媛说。

也正是得益于本次发掘研究，西阴遗址1996年被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彰显考古工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价值。

新时代征程

进入21世纪，新技术赋能考古，多学科交叉协作不断深化，考古事业迈入新阶段。考古工作者更多运用科技手段开展遗址研究，解析聚落内部空间功能、社会组织与生业模式，以此探寻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脉络。在此背景下，西阴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于2024年启动。

参与第三轮发掘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夏县西阴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现场负责人吴洋洋介绍，现阶段发掘已经确认一处仰韶中期聚落，带有双重环壕，深化了学界对该聚落布局、防御系统和功能分区的认识。

吴洋洋表示，史前环壕一般兼具防御与排水功能。西阴这处双重环壕，同样承担上述作用，保障聚落稳定发展。

除环壕之外，考古人员还出土大量彩陶制作工具，包含颜料盘、研磨器和磨盘，可还原古人制作彩陶的工艺过程。

“西阴只是中国众多史前遗址之一。它的独特价值在于，三次重要发掘，恰好对应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郑媛说。

“正因如此，西阴遗址百年考古历程，可以看作中国考古学不断成长的缩影。一代代学者接续深耕同一处遗址：从解读出土器物，到复原古代社会；从辨析地层堆积，到解码文明脉络。持续不断的研究，以扎实实证厘清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她补充说。

（中国日报记者 王茹 朱兴鑫 实习生 李嘉璐 兰慧栋 宋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