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见面，拍照确认”，男子每晚帮人“代扔”垃圾月入2000元，客户集中在20到27岁，目标月入过万！

把垃圾打包好

放在门口，不用见面

会有人上门取走、投放、拍照确认

这门听起来“鸡毛蒜皮”的生意

正在多座城市悄悄生长

社交平台上

多地出现此类服务

收费有偿代扔垃圾广告帖不少

单次5到10元，包月约100到200元

甚至已经有平台开始“盯”上这个业务，原本局限于小区内的“私活”逐渐走向平台化。从“懒人经济”里长出的这门小生意，正在多个城市同步试水。

从“所有人都拒绝”

到月入2000元

在四川成都，38岁的李爱榕已经先一步下了场。9月之前，李爱榕干的是餐饮线上运营，帮老板获客。刷到外地代扔垃圾的帖子后，他顺手搜了下四川成都——几乎空白。“我自己做运营，就做了一版规划图，1.0、2.0、3.0分别要做到什么程度，所以也很有信心。”

图为李爱榕制作的广告小卡片。（李爱榕供图）

第一步就碰了壁。他邀朋友合伙，全被劝退。“他们说，没时间，干不起来，不好干。所有人都拒绝我，我这个人偏不信，我就要试一试。”他没多说，白天上班，晚上骑自行车上门。线上去社交平台打广告“需要代收垃圾吗”；线下往门把手挂卡片。发广告第一天，第一单就来——39.9元包月，隔天上门。

一个半月后，他有了近20个客户，月营收约2000元，刨去油费等成本，纯利1200到1300元。“我现在开自己的电车，20个客户，每晚7点出门，4到5个小时就能跑完。”据他介绍，自己客户主要年龄是20到27岁，女性多于男性。

他有一套标准流程。头天发消息约时间，到小区前再发一条消息“即将上门”。收完用水印相机拍照发回，全程零接触，连门都不需要敲。

客户理由五花八门

客户的理由各种各样都有。最常见的是“下班太晚了，实在不想动”。

“我有一个客户，每天七八点下班，回到家吃完饭就九点了，再让她下楼扔个垃圾，她说真的迈不动腿。”李爱榕说。

还有一类客户怕早高峰的电梯。“早上大家都赶着上班，电梯里挤满了人，手里提着一袋垃圾，生怕蹭到别人身上，很尴尬。干脆花钱找人扔，省心。”

最让李爱榕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住在超大社区的客户。“她那个小区特别大，垃圾投放点只有一个，而且离她住的那栋楼很远，大概有四五百米。但她每天出门上班，是从另外一个门出去赶地铁，那个门离地铁站近。如果她要扔垃圾，就得先绕到垃圾点，再折回来去地铁站，一来一回要多走将近一公里。”

“还有临时身体不方便的，”李爱榕回忆，“有个客户在成都绕城外，跟我说这个月确实脚崴了，问我能不能帮忙扔一下。”

未来目标月入上万

他算过一笔账，20个客户月入两千，做到50到80个客户就能月入过万。按照他的构想，短期攒到30到45个客户就招兼职，中期做小程序，从代扔、代取快递拓展到喂宠、家政、老人健康监管；长期搭私域社群，做团购直播。“成都有几千万人口，我心也不大，只需要一万个客户就够了。”他说。

代扔垃圾为何也能成为生意？

在社会学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看来，“懒人”这个标签是对代扔垃圾服务片面化、刻板化的误读，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服务背后的社会逻辑。

绝大多数选择此类服务的用户并不是纯粹出于享乐型消遣，而是大城市高压生活可能会催生的四个方面的现实需求。这本质上还是生活结构变化后公共服务供给跟居民真实需求之间出现断层。

不过，北京一讼律师事务所主任、仲裁员魏连俊提醒，代扔垃圾看似“鸡毛蒜皮”，背后却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点。魏律师首先明确，目前这种个人开展有偿代扔垃圾服务的接单模式，存在合规隐患。

社交平台上的代扔垃圾广告

当代扔从业者上门取放在门口的垃圾，如果出现误拿、遗失门口居民的私人物品，或是垃圾渗漏造成公共区域污染而发生纠纷时，责任该如何划分？魏连俊律师提醒，如果后续相关业务平台化发展，平台也需要尽到监管和审核义务。

陌生人频繁出入小区、入户取物，涉及居民人身财产安全与隐私。这是典型的“懒人经济”催生的新业态，法律并未禁止，但一旦走向平台化，就必须明确服务标准谁来定、责任边界怎么划、出了纠纷如何解。

事件带来的启示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从“代扔垃圾”到饲喂宠物、老人照料等更多社区服务，从单点跑腿向综合社区服务延伸既有优势也有现实阻碍。王鹏副研究员建议，面对普通人这些细碎、微小的生活诉求，未来社区、城市的便民服务体系还有很多方向可以尝试。

回应这类小众需求，单靠哪一头都不够：

对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社区可以尝试把这类服务纳入免费或低价的公益便民清单，用志愿者和物业力量托底；而对年轻人的弹性需求，则交给市场灵活承接。社区居中做好备案和身份核验，联动物业开放必要的通行权限。

这件事您怎么看？

您会选择有偿“代扔”垃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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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日报、新闻坊、1039新闻早班车

编辑：韩育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