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9次自杀没死，一朝杀妻入狱，出狱卖画度残生，死后成传奇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徐渭四十五岁。

这一年，他一生唯一真正敬重、也真正护着他的人胡宗宪，在狱里死了。

胡宗宪是东南总督，平倭的主帅，也是严嵩一脉的人。

严嵩倒台后，胡宗宪被反复拿“严党”的帽子往死里打。

徐渭是胡府首席幕僚，白鹿表是他写，擒徐海、招汪直的计策也有他一份。胡宗宪风光时，徐渭是布衣谋主；胡一倒，徐渭就是“严党余孽”的候选名单里第一个。

《明史·文苑传》写得很冷：“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

惧祸两个字，是赤裸裸的政治恐惧。那时候锦衣卫、诏狱、株连，不是故事，是日常。徐渭不是没骨气，他是太清楚——下一封逮人的公文，可能就写着自己名字。

他先写了一篇《自为墓志铭》。

把自己的家世、籍贯、著作、穷困、八次落第、两场婚姻、半生幕僚，全交代一遍。等于提前给自己发讣告。写完后，他开始找死，便是广为流传的九次自杀。

有关“九次”这个数，出自《明史》和徐渭自己的《感九诗》“九死辄九生，丝断复丝续”。但九次不是九种花样，是反复用几种极刑对付自己。

第一种：斧劈自己的头。

拿利斧砍自己脑袋。血流披面，头骨碎裂，没死。袁宏道《徐文长传》和《明史》都记了这笔。一个写文章的人，下狠手先朝自己发声的脑子砸下去——这不是演狂，是真心想结束。

第二种：铁钉贯耳。

拔下墙壁柱子上的铁钉，或者拿三寸长柱钉，往左耳窍里扎，深数寸，然后拿头撞地，把钉子往里顶。

《畸谱》里他自己写：“病易，丁剚其耳。”（易，通癔，精神分裂一类；剚，刺入）

血流如迸。他不喊疼。医治几个月才收口。

耳朵在传统文化里是“听”的器官。他后来画里那些颠倒的笔、听不见节拍的墨，或许跟这只坏掉的耳朵有关。他不是不想听世界，是听进去的全是风声、捕快脚步声、胡宗宪死在狱里的闷响。

第三种：椎碎肾囊。

拿铁椎砸自己的下身。

这一下，一般人不忍想。他下手没留分寸。没死，但人彻底废了一半。

《明史》记“已，击杀继妻，论死系狱”之前，先列这几桩自残。陶望龄、袁宏道口径一致：引巨锥剚耳、碎肾囊、斧破头，皆不死。

其余几次，史料没细说。可能是吞药、投水、绝食、撞墙。他自己在诗里只说“九死九生”，不展开。

后人也别替他凑细节——那九次里，有多少次是半夜醒来，看着黑屋顶，把绳子绕上梁，又松开；有多少次是端起药碗，闻一闻，放回去——这些没写进史书，但懂抑郁的人知道，那才是大多数。

总之，九次没死成，不是命硬，是身体比意志倔。

接着到了第二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徐渭四十六岁，自己没死成，继室张氏却死在了他的手里。

张氏是四十一岁那年娶的，杭州人，年轻，给他生过儿子（次子徐枳）。这段婚姻本来就有裂缝：徐渭多疑，长期在外，张氏不满意他穷，两人常吵。

胡宗宪做媒牵的线，后来吵架时张氏拿“胡宗宪给我做主”戳他，正好戳在徐渭最痛的地方——胡已经死了，他连个靠山名分都护不住。

关于那个冬夜，正史只留六个字。

《畸谱》：“病易，杀张下狱。”

袁宏道《徐文长传》：“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

陶望龄稍细一点：“渭为人猜而妒……至是又击杀其后妇。”

也就是说：他精神失常状态下，怀疑妻子不贞，动了手，张氏死了。

具体怎么动的刀，正史不写。民间和笔记里有几个版本，得拆开看：

版本一：撞见和尚。

冯梦龙《情史类略》讲得最戏剧——徐渭某天提前回家，隔窗看见和尚和张氏同床，抄铁灯檠砸进去，和尚不见了，张氏当场死。

这版本有因果报应腔调，还牵出早年和尚冤魂复仇的鬼话，小说味儿太重，不能当事实。但它透露一层心理真实：徐渭当时确实有幻视、被害妄想，“看见”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发生的事。

版本二：棉袄幻影。

另一种后世笔记说，他半夜回家，看见床上“两人”，怒极刺刀，刺完发现“男人”是件棉袄，张氏已经没气了。

这个版本更贴近精神科逻辑——幻觉和冲动控制丧失。但细节同样无原始案卷支撑，只能算合理推测。

版本三：日常积怨爆发。

最平实的解释：雪天屋漏，搬家烦躁，两人又吵。张氏顶嘴，徐渭在狂病里失去边界，随手拿器物（灯檠、匕首、耙具，说法不一）击打，收不住手。

县尉卷宗里记过“用缶杀”三字，后来老吏改“用”为“甩”，从故杀变误杀，一字饶命。

三个版本叠在一起，能看见的真相是：

他不是在清醒状态下“捉奸杀妻”，也不是蓄谋。他是在持续妄想、长期恐惧、夫妻积怨、药效为零的疯病里，把最亲近的人当成了“背叛者”的影子，一击致命。

张氏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自述，历史里她只剩一个姓。这是最残忍的部分——徐渭的疯被写成了传奇，张氏的死只是他传奇里的一行注脚，可注脚也是一条命。

当然，杀妻后，徐渭也没有跑。

衙役来时，他坐在院里，凶器扔在地上，满手是血，嘴里念叨不清。初判死刑，戴枷，下绍兴大牢。

牢里什么光景，他后来写：“身带枷锁，满身虮虱，雪积床头。”

朋友送饭，能被牢头抢走。冬天冷得发抖，夏天臭得睁不开眼。

他脑子里还响着耳朵里的嗡鸣、斧头劈过的旧痛、张氏倒地的声音。

救他的是几个人：诸大绶、张天复，最出力的是张元忭——隆庆五年状元，张岱曾祖父。张元忭跑刑部、跑府衙、写呈文，咬死“疯病失控，非预谋”。

拖到万历元年（1573），新帝登基大赦。徐渭出狱，五十三岁。

整整七年，一个人最好的中年，全在霉味里过完。

可也就是这七年，他没事干，只有笔墨。在牢里写《畸谱》，写破械赋，拿剩墨在废纸、墙皮、囚衣背面画竹子、葡萄、雪蕉。

后世说“泼墨大写意一半出自那间牢房”，不是夸张。一个被社会彻底注销的人，反而把规矩全拆了——笔不怕歪，墨不怕泼，葡萄不圆，叶子不分正负，因为他已经没什么可守的了。

出狱后的徐渭，没变“正常”。他只是更老、更穷、更孤。

先跟吴兑去宣化幕府待了不到一年，写边塞诗，议论边防，看得透，话也毒。六十岁被张元忭叫到北京，住一阵，又崩了——张元忭是礼教端方人，总拿规矩框他。徐渭跟他说：

“我杀人当死，也不过颈上一刀，你现在是拿礼教把我剁成肉糜。”

话难听，但真。他这辈子最怕被“规矩”再缝回一个体面壳子。

于是，他回到绍兴，住大乘弄青藤书屋。

那棵十岁种下的青藤，爬满半间破屋。

晚年靠卖画活命，但不巴结权贵，郡守推门进来，他顶着门喊：“徐渭不在！”——不是躲客，是躲回“社会身份”。他不想再当谁的下属、谁的门客、谁的犯人。

画价不高，有钱就买酒，没钱就饿着。

正如他在《墨葡萄图》上题写的：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相比自己的画，他更看好自己的书法，《草书诗卷》里字像被风掀翻的乌鸦，笔画互相撕扯。但他说“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很多人不解，徐渭为什么成了这样呢？成了一个“天才疯子”呢？

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讲，这跟他的人生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主要有四点：

第一点是不幸的童年。百岁丧父，生母是妾，十岁被嫡母赶出家门。同父异母哥养大他，用的是“萁豆相煎”那种冷暴力。他从小就知道：被爱是临时许可，随时收回。一个悲惨的童年，足够一个人用一生来消化。这对于徐渭来说，就算用一生，都难以消化。

第二点是科举羞辱。八次乡试不中，结果是神童的招牌越亮，落第的耳光越响。他一辈子没拿到“士大夫”那张入场券，表面傲，里面积着自卑的脓。这在古代那种环境下，就是赤裸裸的失败。

第三点政治恐惧。胡宗宪一死，他随时可能被锦衣卫拎走。这种悬剑感不是一天两天，是连续几年，每天醒来都可能是最后一天，这导致他时刻活在极度恐惧之中。

第四点是器质和妄想。耳钉、肾囊、斧头，不是纯“想不开”，是神经系统已经失真。幻视、幻听、被害妄想、冲动失控，全套在疯病里。

所以他不是“用疯换才华”。是疯先咬住他，他把疯喂成了画。

在这种非常糟糕的境遇和疾病里，他竟然撑到了1593年，这一年徐渭七十三岁，死在青藤书屋旁那间漏风的小屋，床上没席，只有草，老狗趴在脚边，没有亲友在侧，长子不肖，次子疏淡。他早把珍藏几千卷书卖光了，换几顿粥。

《畸谱》最后没写完。留白比字多。

绍兴人后来传说，他死前把自己锁在屋里，三天没开门。

开门时，人已经凉了，手边一纸，只画了半枝葡萄——藤没收尾。

但是，生命的结束，并不是他的结束。

他的艺术生命力，更加顽强，更加传奇，一直延续到后世。四百年后，青藤书屋还在，郑板桥的印、齐白石的画、八大山人的默、吴昌硕的拙，源头都绕不开这间破屋。

参考资料：徐渭《畸谱》《自为墓志铭》《感九诗》；《明史·文苑传》；袁宏道《徐文长传》、陶望龄《徐文长传》；冯梦龙《情史类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