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4%韩国青年想结婚，日本只有57.6%

韩国年轻人，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想结婚。这个判断来自一组直接对比的数据，而不是印象。

今年8月底，韩国大韩商工会议所与日本生产性本部联合公布了一项调查。调查访问了4000名20至39岁的韩日青年，两国各2000人。

结果出现了明显落差：81.4%的韩国未婚受访者表示有结婚意愿，日本只有57.6%，差距达到23.8个百分点。

问到是否希望拥有孩子，韩国受访者中有76.8%给出肯定回答，日本为50.5%，相差26.3个百分点。在生育意愿这一项上，韩国同样高出日本一截。

但数字的另一面是：韩国只有8.6%的未婚受访者表示希望立即结婚。另有37.1%希望遇到合适的人再结婚，35.7%希望将来条件允许时结婚。

这说明韩国年轻人对结婚的态度并非简单的积极或消极。相当多人有结婚愿望，但更愿意等待。

在韩国，18.6%的未婚受访者表示终身没有结婚打算。日本的比例达到42.4%，超过韩国的两倍。两个同样面临少子化、人口老龄化和高生活成本的东亚社会，年轻人对婚姻的主观态度出现了如此大的差异。

调查也存在口径限制：它衡量的是特定年龄段未婚受访者的主观意愿，不能直接代表两国全部年轻人的实际婚姻行为，更不能据此推算未来结婚率。韩国与日本的青年年龄结构、未婚人口构成、文化观念，都可能影响调查结果。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韩国人仍然愿意把婚姻放进人生规划，却迟迟难以实现？

韩国年轻人给出的婚姻条件，解释了很多问题。调查显示，51.8%的韩国受访者认为，夫妻双方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是结婚的重要条件。另外47.1%提到新婚住房问题，32.6%关注生育和育儿环境。

日本受访者中，41.1%选择就业与收入稳定，另有33.6%表示没有特别的结婚前提条件。对于相当一部分韩国青年，结婚意味着先建立可预期的经济基础，尤其是住房。

在首尔这样的城市，年轻夫妻不仅要考虑每月租金，还要考虑韩国特有的全租房制度。所谓全租房，即Jeonse，租客向房东支付一笔较高金额的押金，合同结束后原则上由房东返还，租期内通常可以免付传统意义上的月租，或只支付较低租金。

这种制度减少了部分长期租金支出，却把住房门槛集中在了签约之前。年轻人可能需要依靠父母支持、储蓄或银行贷款筹集押金。对准备结婚的夫妻而言，住房问题因此也成了融资问题。

韩国统计部门公布的2024年新婚夫妻统计显示，处于首次婚姻的新婚夫妻中，拥有住房的比例为42.7%；结婚第一年的夫妻，拥有住房的比例只有35.8%。结婚时拥有自有住房，并非韩国新婚家庭的普遍现实。但社会对稳定住房的期待，仍可能给年轻人带来很大压力。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个人愿意结婚，却可能因为工资、存款和住房条件，选择把婚期推迟几年。

韩国年轻人的婚姻意愿，已经开始转化为实际登记量。韩国国家数据处公布的2025年婚姻统计显示，当年全国登记结婚约24.03万对，同比增长8.1%，创下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022年，韩国结婚登记约19.17万对；2023年19.37万对；2024年22.24万对。连续三年增长，说明此前一部分受到疫情和就业环境影响、推迟结婚的需求，正在得到释放。

与此同时，韩国初婚年龄仍然较高。2025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33.9岁，女性31.6岁。韩国人重新开始结婚，但结婚仍是一件相当晚才发生的事情。

韩国统计部门还指出，30至34岁人口规模变化以及疫情期间推迟的婚姻集中登记，都对近期增长有所贡献。结婚人数增长，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婚姻意愿突然大幅提高。

日本未婚青年有结婚意愿的比例只有57.6%，但另一组数据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2026年9月，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公布第17次全国生育动向基本调查。在18至34岁的未婚受访者中，75.1%的男性、77.8%的女性表示将来打算结婚。

这一结果明显高于韩日商会调查中的57.6%。两项调查采用不同的年龄范围、抽样方式和具体提问，因此不能直接比较。尤其需要避免得出“日本四成年轻人都决定终身不婚”这样的结论。

日本的婚姻意愿也在下降。与上一轮调查相比，男性的未来结婚意愿由81.4%下降至75.1%，女性由84.3%下降至77.8%。年轻人对婚姻的期待正在变化，但变化并不意味着大多数年轻人都主动放弃了婚姻。

2025年，日本全国结婚登记约48.91万对，连续第二年增加。尽管有所恢复，长期规模仍明显低于上世纪的婚姻高峰。韩国总和生育率从2023年的0.72回升至2025年的约0.80，日本2025年为1.14。韩国受访青年的生育意愿明显高于日本，但韩国实际总和生育率仍然更低。

10月21日，首尔大学未来战略研究所发表了一项关于韩国公共租赁住房的研究。研究者利用首尔住房调查数据，分析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给年轻人提供公共住房，究竟能不能促进结婚和生育？

结果有些出人意料。公共租赁住房确实有助于单身青年进入婚姻，但对于已经结婚、尚未生育的夫妻，住进公共租赁住房，并未显著加快第一胎出生的时间。研究还发现，住房面积较小，可能使夫妻推迟生育。

住房对结婚和生育的影响，并不是同一回事。两个人结婚，需要一个稳定的居所。而一个家庭准备生孩子，需要的可能是更大的房子、更稳定的收入，以及未来十几年可以承担的生活开支。

同一天，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表的另一项日韩住房政策比较研究，提供了更具体的解释。以2024年为例，首尔公寓中位价格达到9.83亿韩元，而韩国针对首次购房者的一项优惠住房贷款上限为4.2亿韩元，两者之间相差5.63亿韩元。

韩国部分面向新婚家庭的贷款项目，合计收入门槛为8500万韩元。而2023年首次结婚的双职工新婚夫妻，平均合计收入已接近9000万韩元。结果可能是，一些年轻夫妻具备工作和偿债能力，却超过政策收入门槛；另一些收入符合条件的夫妻，则缺少足够的首付。

韩国大量高收入岗位、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集中在首尔都市圈。年轻人在这里工作、寻找伴侣，结婚后也希望继续留在这里生活。当就业机会集中，而住房供应难以充分满足需求，住房价格便成为年轻人建立家庭的一道门槛。

政府扩大优惠贷款，能够增加一部分家庭的购买能力。但如果优质地段的住房供给增长有限，新增的购买力也可能部分转化为更高的房价。2025年，韩国国会预算政策处曾提出警告：以贷款为核心的婚育住房支持，还可能增加家庭债务、抑制消费，并对住房价格形成上涨压力。

于是出现一个复杂的循环：年轻人为了结婚，需要更稳定的住房；为了获得住房，需要更多储蓄和贷款；而较高的住房债务，又可能挤压婚后生育与养育孩子的预算。

日本的问题则呈现出另一种形式。剑桥大学的研究发现，日本部分婚姻住房政策对年龄设置较严格限制，公共住房存量老旧，一些直接现金补贴还受到年度预算约束。韩国的问题更多集中在收入、资产与贷款资格，日本则面临年龄限制和住房供给适配性等障碍。

两国制度不同，却都面临同一个难题：政策按照现有的家庭身份和资格配置资源，而年轻人的实际生活正在不断变化。一个人可能先需要租房，结婚时需要改善居住条件，有了孩子之后又需要更大的空间。

韩国年轻人是否愿意结婚，与他们最终能否结婚、生育之间，还隔着一整套经济条件。住房能够帮助两个人开始共同生活，而生育要求他们相信，未来十几年都能维持这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