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中将之子秘密加入地下党怕家人知晓，多年后才发现父亲更会藏秘密！

1946年4月，上海王绍鏊寓所，国民政府中将吴仲禧带着妻子登门拜访。门刚打开，王绍鏊便把他迎进书房，随后关上房门，屋里的谈话也换了一个分量。

王绍鏊没有绕弯子，压低声音说：“你的大儿子吴群敢，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吴仲禧愣住片刻，接过对方递来的材料。那是儿子亲笔写下的入党经过，字迹熟悉，内容却让这位父亲久久无言。

有意思的是，吴仲禧并不是因为震惊儿子入党，而是没有想到，父子二人竟然在彼此不知情的情况下，走上了同一条道路。一个身处国民党军政系统，一个在上海谋职，双方都以为自己在独自承担风险。

这场意外相认，后来成为地下工作中的一层特殊掩护。父子关系本来就自然，吴群敢往返南京、上海，看望父亲并不惹人注意；吴仲禧出差经过上海，也有了合理的落脚理由。许多不能公开传递的材料，便借着这层亲情完成了转交。

吴仲禧出生于1895年，福建福州人。少年时期，他在私塾和学校读书，曾受教师讲授近代革命人物和民族危亡之事的影响。1911年，十六岁的吴仲禧投身军旅，此后长期在旧军队中任职，亲眼见过军纪败坏、派系争斗和政治倾轧。

军旅生涯并没有使他安于现状。北伐时期，他接触到不少共产党人，对他们的作风和信念颇为敬重。1927年，他曾向蒋先云询问，旧军人出身者能否加入共产党。蒋先云答应战后再谈，却在临颍战斗中牺牲，这个愿望也因此搁置多年。

吴仲禧没有马上找到新的组织关系，却没有放弃寻找方向。福建事变失败后，他一度避居广州，并在那里结识王绍鏊。1936年，抗日形势日益紧迫，他又奔赴抗日前线。与王绍鏊重新取得联系后，他再次提出入党请求。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经王绍鏊、何克希介绍，吴仲禧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四十二岁，已经不是初出茅庐的青年，而是一名有资历、有职务、也容易受到关注的旧军人。正因为如此，他被安排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开展工作。

这类工作最难的地方，不在于获取一份材料，而在于如何让材料安全离开现场。吴仲禧先后担任韶关警备司令、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等职，后来还在国防部监察局任职。表面上，他是在替国民党检查军务，实际上也在观察部队调动、驻地部署和作战准备。

1939年，吴仲禧担任韶关警备司令期间，曾得知有人准备搜查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他借故离开宴席，返回司令部后设法通知有关人员，并安排人员护送办事处成员离开。没有公开冲突，也没有留下明显痕迹，事情便被化解。

抗战胜利后，吴仲禧的活动范围更大，风险也随之增加。他经常往来各地，身边常有随员，无法轻易寻找地下组织。恰在此时，已经与组织失去联系多年的吴群敢，在上海重新接上了关系。

吴群敢早年就接触进步思想。1941年，他在广东韶关曲江仲元中学读高中时，受到学校党组织负责人刘渥丹的培养，并秘密加入共产党。后来组织关系中断，他始终记得“不要乱找关系，等组织来找”的嘱咐，因此没有贸然打听父亲或其他人的身份。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后，吴群敢加入上海民盟，并拜访王绍鏊。王绍鏊没有直接询问他的秘密，而是先谈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吴群敢察觉到对方在试探，便说：“这个组织太松散，很多事情难以推动。”王绍鏊随即回应：“若想找更严密的组织，也许可以替你想想办法。”

按照要求，吴群敢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材料，交给王绍鏊核对。数月后，组织派人同他接洽，并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负责沟通一名潜伏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的高级军官。直到这时，他才知道那个人正是自己的父亲。

父子之间没有立刻摊牌。吴仲禧从王绍鏊家回来后，对儿子的态度明显亲近，却仍然没有明说。吴群敢也懂得其中分寸，平日只谈生活和工作，涉及机密时绝不多问。真正的默契，往往不是把话说尽，而是知道哪些话不能说。

不久，吴仲禧在华南了解到国民党军队可能调动的兵力情况，却因行程紧密，无法直接传递。他便让吴群敢以探亲名义前来取走材料。此后，一些战报也寄到吴群敢的住处，再由他转交上海地下组织。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在徐州行营工作。一次进入机要室时，他看到军用地图上标有国共双方部队的番号、驻地和兵种，便利用短暂空隙记下关键内容。为尽快离开，他以身体不适为由返回南京，随后转赴上海。

吴群敢询问徐州情况时，吴仲禧没有直接谈军事部署，只说：“那边乱得很，路上拥挤，连口水都不好找。”随后，他通过组织渠道作了口头和书面报告，相关材料又经秘密电台转送出去。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展开。人民解放军歼灭和俘虏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余人，吴仲禧提供的《徐州剿总情况》，被认为是战前获得的较完整敌情材料之一。

渡江战役后，吴仲禧奉组织安排转赴香港。广州解放、穗港恢复交通后的第二天，他便返回广州。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广东省司法、统战等部门任职，并担任民革中央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吴群敢留在上海工作，1950年调入政务院总理办公室，参与财经方面事务，后来还编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那场在上海寓所中的意外相认，至此才真正显出它的意义：一位父亲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一位儿子也隐瞒了自己的选择，而他们最终在最需要配合的地方，成为彼此最可靠的联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