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十五封书信中重新认识三国到西晋的历史

《尺牍成珍——陆云<与平原书>的注释与研究》是围绕公元300年前后陆云写给陆机的三十五封信做的注释与研究。作者疏通文字，拂去历史尘埃，呈现了书信背后的人与故事，在泛黄的纸页间描摹了那个充满悲欣的二陆时代。一段跨越时间的书信破土而出，三国到西晋的历史也因之得到重新认识……

《尺牍成珍——陆云<与平原书>的注释与研究》，戴 燕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文选读：

寄长怀于尺牍

公元300年前后，陆云给其兄陆机写了一些信，迄今保留着三十五通。这些《与平原书》1，曾是启发刘勰在二百年后撰写《文心雕龙》的“近代之论文”之一。在刘勰看来，陆云于信中谈论文学，常有真知灼见，“泛论文意，往往间出”，又“雅好清省”，有自己的态度，虽然比不上陆机《文赋》等一流作品，也有它们自身的价值，缺点只在于“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也就是没有触及文学的本质与根源，又未能引经据典，让后人从中获得教益。

这当然是主张文学应该“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并以原道、征圣、宗经、正纬为文学评论首要任务的刘勰的看法，不过也提醒我们注意到，陆云的这些信，一方面，在刘勰生活的齐梁抑或更早的晋宋时期，就已经被看成是魏晋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评论，但另一方面，在像刘勰这样的传统诗文评论家心目中，这些信的地位，又还达不到顶级。而这几乎就是陆云《与平原书》在迄今一千多年来历史上的一个定位。

由于这一定位，过去只有像明代博学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他“偶阅士龙与兄书”，并据其中的“《二祖颂》甚为高伟”等五通，评定“其兄弟间议论如此，大自可采”，可像他这样认真对待这些信的，毕竟是少数。即使到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成立的20世纪，如陈钟凡、郭绍虞在他们各自带有学科开创意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中，都提到过“大氐商量文事”“大率讨论文事”的陆云《与平原书》，但就像郭绍虞“以其过涉琐碎，无关弘旨，故不赘述”一样，很多时候，这些信仍然是被轻轻搁置一旁。

大概要到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里引述其中八通，并结合陆机的《文赋》，分析二陆“首贵清绮”“重在文辞之声色情思”，又说陆云赞扬陆机长在清绮、新奇而“病在芜累”，亦显示他有相当的“识力”与“见解之缜密”——特别指出陆云有“清绮”的文学观念，尽管还是接续了刘勰的观察，可总算是发掘了这些信在现代文学批评史话语体系中的理论价值。

而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传统的抑或现代的文学评论中，陆云的《与平原书》之所以不能得到充分肯定，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并非纯粹的理论“论文”。这当然是由于过去的文学评论观念过于强调评论的抽象性与思辨色彩，即文学评论本身的主体性建构，却很少将它们看成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表达。

但事实上，如果说文学起源于人有表达、倾诉的欲望，那么，最初的文学评论，便应该是对这种文学表达、倾诉的回应，是作为读者的评论人主动发起的与作者的交流互动。文学评论本质上是与文学的对话，对话的方式以及表达的形式，随着语境不同，自然也有所不同。

朱自清曾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始于论诗”，最早的诗论，是见于《尚书·尧典》尧与夔的对话：“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不过，他引这段对话，主要为了说明“诗言志”乃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还是忽略了舜提出“诗言志”这一理论，是在与乐师夔谈话的场景。同样，他引《论语·阳货》载孔子对《诗经》的评论“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也未曾注意到孔子发表这段评论，恰是在与弟子谈话的场合。正是在这样的场合，既有评论人，有被评论的乐与诗，还有听众，尧与孔子的评论，才呈现出它们特有的意义。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学评论。

如果说文学评论在本质上是一场对话，有价值的文学理论和有效的文学话语，都应该产生于对话之中，那么，书信便是对话者本人用文字写下来的话语。古人说“寄长怀于尺牍”“亦心声之献酬”，说“执书当面”、“辞若对面”，都是指写信人与收信人能够穿越时空，仿佛面对面地谈话、推心置腹，而在书信中谈论文学，当然也就是文学评论的一种最基本形态。在我们熟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陆云之前，已有曹植的《与杨德祖书》等，之后，有萧纲的《与湘东王书》等，都是极其重要的文学评论，也都是以书信方式表达对文学写作、文学家个人、文学潮流的看法以及自己的立场。

只不过书信这种对话式的书写，往往比较口语化，有它行文随意的特点，也多就事论事，有较强的针对性，倘若固执于过去的观念，坚持文学评论应该在形式上就标榜理论建设、话语生成，而脱离了写信人与收信人的具体环境、历史背景，便很难理解它们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们产生于文学活动的现场，从书写、阅读到传播，在这一整个文学生产过程里面，评论，可以说无所不在。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陆云的《与平原书》恰是因此被置于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边缘。指出这一点，是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迄今对这些信，还缺乏整体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