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志明建议枪毙为电诈分子辩护的律师，孙玉良：情绪化的义愤填膺

庄志明律师在微博上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有网友问他怎么看“用电信诈骗的钱聘请律师”，他的回答是：“尽快修改刑法，枪毙律师”“哪个律师为电诈分子辩护，就枪毙那个律师”。孙玉良随后在今日头条发文，说读完这段话“顿时对庄律师产生了一种好印象，正义感爆棚”，但紧接着补了一刀：这是一种情绪化的义愤填膺。这个评价，客气了，也精准了。

说客气，是因为“情绪化”三个字还不足以描述这句话的麻烦之处。一个执业律师，公开主张把辩护行为本身变成死刑罪名，这不是脾气急，这是把刑事诉讼法按在地上摩擦。说精准，是因为庄志明的愤怒确实有来路：电信诈骗把多少家庭掏空，被害人一辈子的积蓄在几分钟内被转走，而诈骗团伙转头就用这笔钱去聘请最专业的律师，坐在法庭上跟公诉人一条一条抠证据。任何一个有正常情感的人，看到这个画面都会不舒服。孙玉良没有否认这种不舒服，他说得很直白：公众的愤怒落点不在于“律师不该为电诈被告人说话”，而在于“骗来的钱在法庭上被用来购买最专业的法律保护”，这在观感上就是对被害人的二次羞辱。

问题在于，不舒服之后往哪儿走。庄志明选择了一步跨到刑场上。他说“枪毙律师是防电信诈骗的重要一环”，说“反电诈工作不妨从反律师开始”。这话听起来痛快，但它跳过了中间所有需要回答的问题：律师费到底是不是赃款？是谁付的？从哪个账户出的？和涉案资金有没有可证明的对应关系？律师知不知道这笔钱的来路？这些一个都不问，直接跳到“枪毙”，等于把一个可以用证据和程序处理的钱的问题，硬生生改造成了一个用子弹处理的人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写得很短：“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这条规定没有在末尾加一个括号说“电信诈骗除外”。邓学平在澎湃新闻上写过一篇专门讨论“为坏人辩护”的文章，里面有一个判断很值得放在这里：律师的工作不是为一个人的人品或者尊严背书，而是围绕他的行为在法律框架内提出证据和意见，防止司法在信息不完整或者情绪过载的时候越过法律边界。电信诈骗的被告人可恨不可恨？可恨。但可恨不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在判决生效之前，他仍然是被告人，仍然有资格让一个懂法律的人站在他旁边，帮他把控方的证据过一遍。这个功能不因为罪名是诈骗还是伤害而改变。今天以“委托人可恨”为由把辩护律师拉出去枪毙，明天任何一个被舆论认定为“人神共愤”的案子里，同样的逻辑都可以再跑一遍。到那时候，被连根拔掉的不是电诈分子的特权，是所有人的程序保障。

真正该被追问的，从来不是“律师这个身份该不该存在”，而是“这笔律师费到底干不干净”。法律在这个问题上并不空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写得清楚：行为人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只有在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无偿取得、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或者取得源于非法债务或违法犯罪活动等情形下，才应当依法追缴；他人善意取得的，不予追缴。这条规则的精髓在于，它对准的是钱的性质和收款人的主观状态，而不是收款人的职业。律师事务所收律师费，和超市收货款、医院收诊疗费在民事结构上没有本质区别。如果律师明知是赃款还配合走账洗白，该追的追，该罚的罚，现有法律框架里有的是工具。但如果律师只是按委托合同收了费、出了庭，仅仅因为委托人干的不是好事就要掉脑袋，那法律对准的就不是赃款，而是辩护本身。

庄志明的“枪毙论”之所以让人不舒服，恰恰因为它把公众对赃款的痛恨，偷换成了对辩护制度的敌意。孙玉良说他的建议“不存在现实可行性”，这话说得轻了。它不只是不可行，它在方向上就是反的。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2月26日的新闻发布会披露了一组数据：2021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15.9万余件，判处被告人33.8万余人；与此同时，人民法院“始终坚持追赃挽损并重”，在刑事审判全流程持续追赃挽损，督促犯罪分子退赃退赔。2024年7月，“两高一部”发布的跨境电诈意见也明确要求，把追赃挽损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同时“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官方的路线很清楚：钱要追，权利也要保。这两件事不是对立的，把它们对立起来的，是那一句“枪毙”带来的情绪短路。

律师这个行当的名声确实经不起消耗。公众看到“骗来的钱请律师”会愤怒，这种愤怒有它的正当性，不该被一句“程序正义”轻易打发掉。但回应愤怒的方式，不是在立法上发明一个“为电诈分子辩护罪”，而是把追问推进到资金链条的最后一环：那笔钱从谁的口袋里出来，经过了谁的账户，最后进了谁的收费单。查实了是赃款，追；律师明知而配合洗白，惩。这比喊一句“枪毙律师”难得多，也慢得多，但它是这个社会处理愤怒时唯一配得上“法律”两个字的办法。枪毙一个人只需要一颗子弹，追回一笔赃款需要一整套证据链。庄志明选了一条容易的路，孙玉良指出了这条路走不通，而真正该走的那条路，在法释〔2011〕7号的第十条里，在“两高一部”的追赃挽损意见里，在每一个具体案件的银行流水和委托合同里，不在刑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