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12月18日凌晨，广西昆仑关，杜聿明率第五军向日军阵地发起总攻。山路湿滑，炮声压过夜色，担任主攻的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最先撞上了日军经营多日的据点群。
昆仑关不是一座普通山口。它扼守南宁以北，是邕宾公路上的重要门户。日军占领南宁后，凭借此处地势控制交通，既能威胁广西腹地，也能牵制中国军队在西南方向的部署。
当时的杜聿明只有35岁。与他并肩作战的几位师长，也都处在人生最精力充沛的阶段：郑洞国36岁，邱清泉37岁，戴安澜35岁，郑庭笈34岁。几名年纪相仿的将领，带着一支刚刚完成整训的机械化部队，承担起啃硬骨头的任务。
第五军的底子，来自杜聿明长期经营的第200师。部队配有苏式坦克、装甲车辆和多种火炮，官兵反复训练战车与步兵协同，连杜聿明本人也曾钻到车下检查机械。装备固然重要，更关键的是部队第一次把机械化作战从纸面操典变成了战场动作。
战前部署并不复杂，却很有针对性。郑洞国率荣誉第一师从正面突破，戴安澜的第200师作为机动力量，邱清泉率新编第22师绕击六塘，试图截断南宁方向的援军。杜聿明的意图，是把昆仑关变成一座孤立据点，而不是同日军展开无休止的正面消耗。
邱清泉的打法颇有特点。他先以部队诱敌，再把主力埋伏在道路两侧。日军第21联队进入伏击圈后，遭到步兵、炮兵和战车连续打击，行动很快陷入混乱。邱清泉外表粗犷，实际上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还曾赴德国学习军事，熟悉参谋业务，并非只会带兵猛冲的武将。
有意思的是，邱清泉平时说话直，战场上却很重视战术计算。后来流传的那句“我说总座高见”，正是他用外语讥讽上级而对方没有听懂的轶事。传闻细节未必完全可靠，但足以说明他的性格：敢说，敢做，也敢承担后果。
正面战斗中，郑洞国指挥部队连续夺取多个据点。日军第五师团随即调集增援，企图稳住昆仑关防线。12月23日前后，日军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在战斗中负伤，随后在临时救护所遭到炮火波及而死亡。关于直接击中他的具体火力，史料说法不一，但他的阵亡确实严重打击了日军守军士气。
真正让战局出现转折的，是界首高地的争夺。郑庭笈率第200师第598团投入战斗。这个团此前已经连续作战，人员疲惫，仍被派往最危险的突破方向。几次冲锋后，多名连长伤亡，阵地依旧没有拿下。
郑庭笈没有停下。他在夜间重新组织突击队，带着部队摸向日军阵地。战斗记述中，他曾挥刀督战，爆破手携带集束手榴弹紧随其后。经过数小时激战，第598团终于突破界首高地，日军第42联队的防守体系随之出现缺口。
“昆仑关的大门打开了！”这句话常被用来形容杜聿明当时的判断。界首失守后，邱清泉部迅速向昆仑关推进，戴安澜部随后跟进，日军各部难以继续组织有效抵抗。经过二十多天苦战，中国军队于1940年1月收复昆仑关，南宁方向的日军受到明显牵制。
战果背后，是沉重伤亡。中国军队在昆仑关及其外围作战中付出了很大代价，第五军伤亡尤为集中。日军方面，中村正雄等高级军官阵亡，大量基层官兵被击毙或溃散。有关双方伤亡数字，因统计口径不同存在差异，不能简单用一组数字概括，但战斗的惨烈程度毋庸置疑。
战后，邱清泉写下《昆仑关战役》诗句：“岁暮克昆仑，旌旗冻不翻。天开交趾地，气夺大和魂。”诗中既有胜利后的锐气，也保留着前线寒冷、炮火和死伤留下的痕迹。对这些职业军人而言，诗不是闲情逸致，而是战斗结束后对一场恶战的记录。
杜聿明、郑洞国、邱清泉、戴安澜和郑庭笈，后来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戴安澜在1942年远征缅甸作战中负伤殉国；邱清泉在1949年淮海战役中阵亡；杜聿明、郑洞国、郑庭笈则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改造，后来担任政协委员、文史资料专员等职务。昆仑关留下的，不只是一次战役的胜负，还有这几名将领在抗战岁月里共同承担过的责任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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