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1年，上海，华东局会议结束后的宴席上，陶勇遇到了一个没有料到的对手：杨尚奎的夫人水静。那天，老战友们分桌相聚，男同志谈得热闹，夫人们坐在另一桌。陶勇兴致很高，端着酒杯过去敬酒，几杯下肚后，席间的人发现，水静喝酒竟然面不改色。
这让陶勇来了劲。
在许多老战友印象里，陶勇能打仗，也能喝酒。战争年代，他常常在胜利归来后喊一句“拿酒来”。酒未必是什么好酒，甚至有时只是简陋条件下酿出的土酒，可那股豪爽劲儿，却与他的性格十分相称。
水静的回忆里，陶勇与她连喝几杯后，仍不肯罢休。水静本来是替众人挡酒，没想到陶勇较上了真。六七杯白酒下肚，水静依旧神色如常，陶勇却渐渐坐不稳了。
他嘴上还说自己没醉，身体却不听使唤，一个劲儿往桌子下面滑。旁人赶紧上前搀扶，他还回头说道：“再喝三杯！”这段往事后来被水静写进回忆录，成为她所说的“酒友轶事”。
有意思的是，陶勇并不是只在宴席上逞强。他的酒量，曾经和部队生活、战场经历搅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军人交往方式。那个年代物资匮乏，酒并不容易得到，能在战斗间隙围坐一桌，往往意味着任务完成，或者战友久别重逢。
陶勇在新四军时期就以豪饮闻名。1940年，新四军部队进入苏北，陶勇负责开辟如东一带的抗日根据地。当地沿海情况复杂，海匪势力盘踞多年，百姓既受其侵扰，也对这股势力心存畏惧。
陶勇没有把问题简单看成“剿灭”二字。他判断，海上力量如果能够改造，便可以用于海防和交通。于是，他把目光投向当地头目孙二虎，设法将其从海上引到陆地，随后将其争取到抗日队伍中。
孙二虎被控制后，本以为难逃一死，陶勇却提出让他带人参加新四军。孙二虎为了试探陶勇，要求他到自己的据点谈判。陶勇只带两名警卫员赴约，在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与对方饮酒交谈。
酒过几巡，孙二虎手下有人已经醉倒，陶勇仍然镇定。他说：“打仗，你们不行；喝酒，也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不拿这股力气去打日本人？”这句话未必只是酒桌上的豪言，更是陶勇争取地方武装的一种办法。
后来，孙二虎接受改编，改名孙仲明，成为新四军队伍中的一员。1956年1月，孙仲明病逝，经组织批准，被追认为烈士。陶勇当年的一次酒局，因而不只是趣闻，也牵连着抗日根据地对地方武装的改造。
陶勇自己也有喝醉的时候。1941年7月，他与朱岚在沙家庄举行婚礼。朱岚曾在日寇制造的灾难中失去亲人，后来参加新四军，成为文工团干部。婚礼上，许多战友故意轮番敬酒，笑说陶勇“抢走了文工团的姑娘”。
陶勇一向不怕劝酒，别人端杯，他便接着。有人原本想借婚礼把他灌倒，结果自己先醉得需要人搀扶。只不过那天敬酒的人太多，新郎官最终也没能撑住，是朱岚把他扶回了房间。
但这一次，陶勇输得并不难堪。真正让他意外的，是二十年后的上海宴席。那时的水静并非军中将领，却凭着稳定的酒量和从容的神态，让久经酒场的陶勇彻底失去了主动权。
严格说来，酒量只是性格的一个侧面。陶勇真正被老战友记住的，还是敢闯敢担、善于处理复杂局面的作风。水静晚年回忆这场酒，并不是为了夸耀谁能喝，而是把一个直率、好胜、带着战火脾气的陶勇，留在了生活细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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