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2月25日，四川孝泉镇，裴昌会带着部队改编材料走进解放军指挥部。门外戒备森严，屋内却没有想象中的冷峻气氛。贺龙亲自迎了出来，这位在战场上与红军、解放军交手多年的国民党将领，反而一时不敢抬头。
裴昌会的紧张，并非没有缘由。
他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长期在西北国民党军队任职。抗日战争后期，他逐渐成为胡宗南倚重的将领。胡宗南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裴昌会是副司令长官；解放战争期间，他又担任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并兼任第五兵团司令长官。
第五兵团是胡宗南部队中的主力，装备和训练都比较突出。能把这样一支部队交给裴昌会，足以说明两人之间曾经的信任。只是，这种信任在1948年以后明显出现了裂痕。
1948年春，西北野战军发动宜川战役，彭德怀指挥部队取得重大胜利。胡宗南不甘失败，随即筹划西府战役，试图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电报一道接着一道发往前线，要求裴昌会率部迅速进攻。
裴昌会却判断，这次行动带有明显的仓促性。宜川失利后，部队尚未充分恢复，若只为挽回面子而强行出兵，极可能造成更大损失。他没有公开与胡宗南争执，却在行军和部署上不断拖延，部队行动显得消极。
战斗开始后，他还叮嘱部下：“冲锋不要冒进，先看清情况，别白白损耗兵力。”
这句话传到胡宗南耳中，意味就完全变了。在胡宗南看来，裴昌会不是判断失误，而是有意抗命，甚至可能已经与解放军方面发生联系。于是，补给被压缩，其他亲信也被派到第五兵团担任要职，裴昌会对部队的控制力受到限制。
1948年7月的壶梯山战役，又让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裴昌会指挥的部队遭到失利，胡宗南当面斥责：“裴司令官，你究竟在打什么仗？”
裴昌会没有一味赔罪，只回答：“部队士气低落，确实不宜再战。”
这番话在军事上或许有现实依据，却无法消除胡宗南的疑心。到了1949年初，裴昌会被撤去第五兵团司令长官职务，改任第七兵团司令长官。这个任命表面上仍是兵团司令，实际分量却相差很大。
第七兵团在淮海战役中已遭重创。1948年11月，黄百韬率部被围于碾庄，兵团覆灭，黄百韬自尽。此后，第七兵团更多只是一个残缺番号。让裴昌会接手这样的部队，实际上已是胡宗南降低其地位、削弱其兵力的安排。
1949年4月，裴昌会奉命率部入川。经过宝鸡时，他遇到了旧部李希三。李希三曾任他的军需处长，后来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两人重逢后，李希三劝他说：“真正能够救国的道路，不在旧式军阀和派系争斗之中。”
裴昌会没有立即表态，但局势的变化早已让他动摇。国民党统治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军政系统内部贪腐严重，前线又屡屡出现不切实际的命令。对一名长期带兵的将领来说，战场上的失败固然令人痛苦，更难接受的是明知错误仍被迫执行。
通过李希三，裴昌会向彭德怀表达了率部起义的意愿。彭德怀没有马上答应，而是转告：“时机还不成熟。”
当时，裴昌会的部队夹在胡宗南所属的其他部队之间，贸然行动很可能遭到前后夹击。彭德怀判断，西北野战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大西北，无法抽兵入川接应。只有等第二野战军进入四川，局面才可能真正打开。
裴昌会接受了这个建议，暂时按兵不动。12月，解放军逼近成都，胡宗南乘机离开四川。临走前，他还召见裴昌会，要求继续抵抗。裴昌会当面说道：“请长官放心，我会坚持到底。”
胡宗南离开后，裴昌会终于等到了行动机会。1949年12月23日晚，他正式通电起义，率第七兵团近十万人放下武器，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这一举动，减少了成都地区的军事冲突，也使许多官兵免于继续作战。
两天后，裴昌会在孝泉镇见到贺龙。递交材料时，他神色拘谨。贺龙看出他的顾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战场上打死的人，不算血债，你不用害怕。”
这句话并非否认战争的残酷，而是把个人之间的恩怨与战场上的历史责任分开。裴昌会曾经参加过围剿红军，也曾随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正因如此，他更清楚自己为何不安。贺龙没有追问旧事，先给了这位起义将领继续工作的立足之处。
成都解放后，裴昌会参加了入城仪式，并获准带一支警卫部队保障安全。1950年10月，他转到地方工作，任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并参与农业、林业、交通等事务。1992年，裴昌会在成都病逝，终年96岁。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