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7日,瑞士一家协助临终者完成自主离世程序的机构内,91岁的傅达仁在家人陪同下,喝下了事先准备好的药物。这个曾经站在篮球场边、用声音陪伴两岸观众多年的主持人,最终把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选择,交给了自己。
临行前,工作人员向他说明流程,并提醒他不必急着完成。傅达仁问:“需要一口喝完吗?”得到可以分两三口饮用的答复后,他端起杯子,分四次喝下。很快,他倒在儿子怀中。
这不是一场仓促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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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达仁出生于1927年,父亲傅忠贵曾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鲁北地区的抗日武装,1938年在敌后抗战中牺牲。父亲去世时,傅达仁年纪尚小,战乱与家庭变故,迫使他很早便体会到生活的无常。
抗战遗族学校曾给过他一段相对稳定的求学机会。解放战争后,他在十几岁时随局势变化来到台湾,生活并不宽裕,却没有放弃读书和谋生。他身材高大,篮球天赋突出,后来进入篮球队,参加过比赛,也曾代表台湾地区出场。
篮球运动员退役后,他做过教练,却没有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真正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体育转播。懂球,能说,还善于捕捉比赛中的细节,这些特点让他逐渐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体育主持人。
他的报道并不只是照本宣科。比赛紧张时,他能把现场气氛讲得清楚;遇到明星球员,又能用轻松的方式化解距离感。姚明、拳王阿里等体育人物,都曾接受过他的采访。由于长期活跃在体育传播领域,他还获得过台湾电视界的重要奖项。
在不少大陆观众心里,傅达仁与宋世雄常被并称为两岸体育解说的代表人物。他参加过大陆电视节目,普通话表达自然,人物形象也因此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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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气带来掌声,也带来议论。
傅达仁晚年的婚姻经历,曾引起不小争议。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有“2.5段婚姻”。这句话听起来突兀,背后却牵涉一段复杂的家庭关系。
他的第一段婚姻以分开告终。后来,他与郑贻结婚,夫妻共同生活多年。傅达仁曾公开谈到,自己年过五十时与一名17岁女子产生感情,并因此生下孩子。由于这段关系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社会舆论对他的评价并不一致。
更令人意外的是,郑贻没有选择彻底决裂。按照傅达仁及相关报道中的说法,她接受了这段关系,也参与照料孩子。三个成年人共同生活多年,这种家庭安排在当时引发了广泛讨论。有人认为这是宽容,有人认为这是对婚姻边界的冲击,争议始终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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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生命末期,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又呈现出另一面。病痛一天天加重时,真正陪在傅达仁身边的,仍是妻子、子女以及那些与他有长期情感牵连的家人。
傅达仁最初只是出现发烧等症状,检查后发现胆管阻塞。治疗过程中,他接受了胆管支架置入。后来进一步检查,医生确认他患有胰脏癌。高龄、癌症和反复治疗叠加在一起,使他的身体迅速衰弱。
止痛药只能暂时缓解痛苦。体重下降、行动困难、生活无法完全自理,这些变化让傅达仁越来越清楚,自己害怕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失去选择能力后,在病床上长期承受折磨。
他多次向子女表达,希望以自主方式结束生命。家人起初并不愿意,试图通过陪伴和治疗延长他的时间。傅达仁却认为,若病情已经无法逆转,单纯延长呼吸,并不一定等于延长有质量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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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当时没有允许这类做法的法律条件。傅达仁于是把目光投向瑞士。瑞士相关机构对申请者的身份、意识状态、病情和自主意愿都有审查要求,并不是到了当地就可以随意完成程序。傅达仁第一次前往时,因家人身体不适等原因未能实施,之后又回到台湾。
病情恶化后,他再次提出请求。家人经过反复商量,终于陪他于2018年6月2日抵达瑞士。6月6日,他录下两段告别影像,向亲属、朋友和曾经支持他的观众道别。
次日,程序完成。家属后来公开了相关影像,其中留下了傅达仁对病痛、尊严和人生终点的最后表达。那段影像没有改变法律争论,也没有消除公众分歧,却让许多人第一次近距离面对一个问题:当医学能够延长生命,却无法消除持续的痛苦时,人的自主意愿应当被放在怎样的位置。
傅达仁为此支付了高昂费用,媒体曾报道金额约为300万元新台币。对普通家庭而言,这不仅是法律与伦理问题,也是一条经济门槛极高、程序要求严格的特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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