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代表团带着5美元去“卖军火”，竟换回1.67亿美元！

1979年3月15日，埃及开罗机场，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处长刘国民带着6名同事走下飞机。行李不多，外汇更少，全团手里只有5美元。没有欢迎仪式，也没有预先安排好的会谈，甚至连邀请他们前来的埃及方面，也没弄清楚中国代表团已经抵达。

这趟出行看似寒酸，却承担着一个特殊任务：把中国生产的战斗机和航空发动机卖出去。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不是普通的商品推销，而是军工产品第一次真正走向国际市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长期向一些友好国家提供军事援助。那种援助带有鲜明的政治和道义性质，许多武器装备并不收费。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建设需要资金，航空工业也急需引进设备、改进技术，单靠财政拨款已难以满足发展要求。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随后，军工领域开始思考一个现实问题：既然能够生产武器装备，能不能通过有偿出口换取外汇，再把资金投入科研和生产？

这个想法并不意味着中国要靠战争牟利。中国开展军品出口，出发点是平等互利，也是在国家经济困难、工业基础仍不牢固的情况下，为国防工业寻找一条自我积累的道路。1979年1月，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成立，承担起探索这条道路的任务。

困难接踵而来。公司刚成立，没有成熟的外贸队伍，不熟悉国际合同，也缺少谈判经验。更棘手的是，国际军贸市场早已被美国、苏联、英国等国家占据，中国的航空装备知名度有限，能拿出来竞争的，主要是价格、交货速度和长期援助形成的信任。

埃及的出现，给了中国一个突破口。此前，中国曾向埃及提供过飞机。1979年初，埃及方面以飞机维修为由，希望中方派专家前往。刘国民判断，维修只是表面，真正值得争取的是军方采购需求。与其坐等对方提出条件，不如借机把产品带到谈判桌上。

代表团抵达后，事情没有按照设想展开。埃及民航部门起初并未做好接待准备，相关负责人又不在国内。刘国民只得联系中国驻埃及使馆，请使馆协助转达情况。几经周折，代表团才见到埃及军方人员。

谈判一开始就很僵。埃及方面习惯了中国过去的无偿援助，提出的要求仍然偏向免费获得装备。刘国民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把埃及的经济状况摆出来，说明苏伊士运河带来的收入，也讲明中国自身同样需要资金发展。

“这次不是来索取援助，而是来谈一笔双方都能承担的交易。”刘国民的态度很直接。

这番话让谈判出现转机。埃及军方不再坚持全部免费，但新的障碍又来了：他们对中国歼六战斗机的性能并不完全认可，更倾向于购买价格昂贵却名声更大的外国飞机。

歼六是在米格十九基础上研制生产的超音速战斗机。对于当时的中国航空工业来说，它是来之不易的成果。中国代表团拿出技术资料，说明飞机的作战性能、维护条件和配套优势，还介绍了它在越南战场上的实际表现。歼六未必代表最先进水平，却具有结构可靠、价格较低、便于维护等特点。

刘国民随后把工作重点放到了穆巴拉克身上。当时的穆巴拉克兼任埃及副总统，并在军方和航空领域拥有重要影响。他出身空军，熟悉飞行装备，不会只听宣传，也能看懂技术指标。中国代表团向他强调，埃及购买的不只是飞机，还有较快的交付能力和相对完整的保障条件。

穆巴拉克听完后表示：“可以让空军恢复谈判。”

埃及方面后来还提出，希望获得歼六的生产技术。这个要求涉及战斗机设计、发动机制造和配套工艺，显然超出了普通贸易范围。中国不可能把核心技术整体交出，只能在产品出口、维修培训和技术服务等方面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谈判持续了近两个月。没有豪华办公场所，也没有充足经费，代表团只能靠反复说明、核对数据和一点点建立信任来推进。5月2日，中埃双方签订合同，中国向埃及出口歼六飞机、航空发动机及相关装备，合同总金额达到1.67亿美元。

对中国航空工业而言，这笔订单的意义远不止金额本身。它证明中国制造的军工产品可以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认可，也让国内科研、生产和外贸部门第一次完整经历了国际军品交易。

1979年7月，埃及支付了两千七百多万美元预付款。中方随后组织生产和交付，严格履行合同。埃及看到中国方面的履约能力后，1980年4月又签订了价值两亿多美元的新订单，采购歼七战斗机及相关配套设备。

那场谈判没有传奇故事里常见的豪言壮语，更多是窘迫、试探和坚持。5美元只是代表团出发时的经费，却见证了中国军工出口从无到有的起点。此后，中国的军贸产品逐步扩展到飞机、导弹、坦克和发动机等领域，军工企业也由单纯接受援助，转向在国际市场中争取订单、积累资金、改进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