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才”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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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字文》起首罗列了宇宙的运行和大地的物产之后，紧接着便叙述人文的开端，称：“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其中“龙师”“火帝”“鸟官”均本于《左传·昭公十七年》的记载，分别指伏羲、炎帝、少皞以及由他们创造的职官系统，因其分别有“龙瑞”“火瑞”和“鸟瑞”，故以为名。四者之中，唯独“人皇”不见于《左传》，但《千字文》将其列为人文始祖之一，可见其来历非比寻常。

▲ 明《三才图会》中的人皇氏

何谓“人”？这是古今一贯的哲学命题。商代甲骨文中，“人”字象侧立的人形，是弧度自然的直立躯干连接着头颈和上下肢，《说文解字》说“象臂胫之形”。人体何以只强调“臂”与“胫”呢？我们知道，创制象形字的关键在于抓住并描摹出事物的区别性特征，譬如马之鬃毛、象之长鼻、鹿之枝角，古人称之为“分理别异”。从甲骨文中“人”字的形态可知，在礼乐文明确立以前，我们的祖先大概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在于手足之分和直立行走。《列子·黄帝篇》就说：“有七尺之骸，手足之异，戴发含齿，倚而趣者，谓之人。”所谓“有手足之异”好比说人不是“四脚动物”，所谓“倚而趣”即直立行走。这种认识虽然朴素，却是不刊之论。在今天的科学界，直立行走和语言的诞生，被视为人类进化道路上的两次飞跃。古文字的“人”下肢着地、上肢悬空，寥寥两笔，上下有分，简洁而巧妙地表现了“手足之异”。《说文》“象臂胫之形”的解释看似荒诞含糊，实际只是表达了古人毋庸多言的常识。

礼乐文明诞生以后，先民对于“人”的认识更加深刻。尤其在东周时代，社会剧变、战乱纷起，诸子百家对人性、道德等命题有过激烈的论辩。如孟子认为“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主张有仁、义、礼、智“四端”方可以为“人”。庄子则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试图消解人与物之间的对立，回归自然本真。汉代天下一统、儒学独尊，人的道德力量和内在价值受到了推崇。《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许慎《说文解字》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王符《潜夫论》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有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这些论断肯定了人性的独特价值，体现了人对于自身能动地位的高度自觉。古书中的“人”常与“天”“地”并举，其思想内核源自先秦，《周易·系辞下》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谓之为“三才”。这一兼具宇宙论和政教论特质的“三才”学说，后来成为一种经典的叙事框架。不难发现，《千字文》的开头就是按照“三才”的逻辑铺排的，这当然不会是巧合。

西周金文的“皇”字，下部是声符“王”。上面的部分或说象火炬，或说象日光放射，是“煌”字的初文；也有观点说象冠冕，上有羽毛为饰，本义即王冠。小篆的“皇”上部演变为“自”，《说文解字·王部》据此解释说：“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无论原初的构意如何，“皇”的核心含义确实是“大”，既美且大。金文常见的“皇祖”“皇考”即“伟大祖先”，“皇”后来作为尊号，更是象征着至高无上、正大光明。“三皇”始治天下为王，地位尊崇，故《说文》称之为“大君”。

“三皇”是于“五帝”之上进一步追溯出的远古圣王体系。该称谓战国已有，但详列名号大概始于汉代。汉代的“三皇”没有固定的名单。伏生《尚书大传》及班固《白虎通》等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应劭《风俗通》和郑玄引纬书《春秋运斗枢》认为是伏羲、女娲和神农，《白虎通》《风俗通》和王符《潜夫论》还记录了一种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的说法。

“人皇”则是将远古圣王与天、地、人“三才”相匹配的结果。《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初并天下，丞相王绾等谓“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建言上尊号为“泰皇”，似乎是这一匹配过程的前奏。西汉伏生的《尚书大传》说：“遂（燧）人以火纪；火，大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盖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农以地纪，悉地力，种谷疏（蔬），故托农皇于地。天、地、人之道备，而三五之运兴矣。”据此则燧人为天皇，伏羲为人皇，神农为地皇。可是《千字文》的“龙师”即伏羲，句中的“人皇”似应另有所指。

实际上，“人皇”的含义可能随“三皇”体系的变化而变化。汉魏六朝时期思想活跃，当时的经学、谶纬、道教、志怪等各类著述，都积极利用“三才”学说建构其宇宙观和古史观，其中不乏奇闻异史。“三皇”也由此从三位具体的圣王，扩展为以天、地、人为序列的谱系化圣王体系。汉代纬书《春秋命历序》载“天皇”有兄弟十三人，“地皇”兄弟十一人，又说：“人皇氏九头，驾六羽，乘云车，出谷口，分九州。”与通常的说法完全不同。其中的“九头”应是兄弟九人的象征性说法。东晋《华阳国志·巴志》引所谓《洛书》说：“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与《春秋命历序》的记载相似。可能成书于东晋的道教文献《洞神八帝妙精经》体系更加复杂，书中有“九皇”，其中“初三皇”“中三皇”均经典所未见（“中人皇”名叫“恺胡桃”），而“后三皇”即天皇伏羲、地皇女娲、人皇神农。这是将神农放到了“人皇”的位子上。但同样的问题是，《千字文》的“火帝”即炎帝神农，句中的“人皇”似乎不应又指神农。不过话说回来，《千字文》的编排要照顾句式对应与声韵协调，“人皇”与“龙师”“火帝”所指是否一味避重，恐怕也不能机械地看待。

总之，南朝时的“人皇”已成为一个经由历史层累形成的文化符号，具体所指不一。《千字文》的作者编入“人皇”一词，更可能是出于句式与声韵的考量。这里真正重要的，不在于“人皇”在《千字文》中的确切所指，而在于古人借助天、地、人“三才”结构所描绘出的那道遥远而神圣的文明曙光。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讲师），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