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陈诚旧部投诚，拉着解放军处长低语称：我1924年就入党了

1949年5月，上海市财政局，顾准带队接收档案、账册和库存时，局长汪维恒没有急着交代公文，而是把这位接收干部拉到一旁，压低声音说：“我要见潘汉年，我1924年就入党了。”

这句话分量很重。此时的汪维恒，表面身份是淞沪补给区少将副司令、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还是陈诚倚重的旧部。顾准早已掌握他的经历，却没想到这位国民党系统中的高级军政人员，竟是二十五年前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

汪维恒出生于浙江诸暨，早年进入军需军官学校，毕业后在浙军任职。军需岗位掌管物资，向来容易被人视作谋利之地，但他并未把心思放在钱财上。1924年，经同乡张秋人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宁波一带较早的党员之一。

北伐时期，浙军响应国民政府号召起义，后来兵败，汪维恒转入地方地下工作。他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担任诸暨县委组织部长。1927年，诸暨准备举行武装暴动，却因意外暴露而被迫取消，县委主要成员紧急撤离。

临别时，县委书记金城对他说：“组织以后一定会回来找你。”问题在于，撤离过于仓促，双方没有留下可靠的联络办法。此后，汪维恒像一只断线的风筝，进入旧军队，许多年没有再得到组织消息。

他没有因此放弃。凭借军需方面的能力，汪维恒先后参加1932年淞沪抗战和1937年淞沪会战，后来又在西北主持被服、制革、钢铁等军需生产，逐步建立起较完整的保障体系。胡宗南、张治中等人都认为他办事干练，于是不断加以任用。

1937年，失联多年的沙文威受李克农安排，设法与汪维恒接触。一次，两人在熟食店附近相认。沙文威试探着问：“还愿不愿意为‘家里’做事？”汪维恒回答得很快：“愿意，我等这句话等了十多年。”

重新接上关系后，他提供了国民党军队番号、兵力和后勤状况等资料。遗憾的是，新的联络人宣侠父后来遇害，汪维恒再次失去直接联系。隐蔽战线有严格纪律，不能随意寻找组织，因此很多时候，他只能依靠判断独自行动。

这种独自行动，并非没有风险。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的军服，有时质量低劣，难以抵御陕北严寒。一次，汪维恒经手军需分配，账面上仍按原批次办理，实际发出的却换成了质量较好的冬衣，避免了前线部队受损。

他还借军需培训之名，从西北劳动营中挑选部分进步青年，将他们安排进军需系统。有人因此获得自由，有人则进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工作。汪维恒掌握着后勤网络，许多军队调动和物资变化，都能通过这个渠道被及时发现。

1943年，国民党内部酝酿进攻陕甘宁边区。汪维恒得知后，以汇报工作的名义赶赴重庆，通过钱之光秘密进入红岩，向周恩来等人报告西北军政情况。与此同时，熊向晖也送来相关情报。多方面信息汇合后，延安对敌军动向作出了准确判断，胡宗南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汪维恒在军需系统中长期任职，却始终不肯随波逐流。他家中常吃青菜、豆腐，任职期间还设立监制机构，查办军服、军饷和统制物资案件。正因为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他屡遭排挤。

1945年，他调查一名军官挪用军饷、制造劣质军鞋的案件，反被诬告贪污。蒋介石一度将他撤职，后来何应钦建议查账，事实证明汪维恒账目清楚，处分才被撤销。可他也明白，得罪权贵后难以继续留在西北，便主动离开。

此后，陈诚将他调入自己的系统。陈诚看中的，一是他的后勤才能，二是他的廉洁作风，三是他能够独立处理复杂事务。汪维恒由此进入更高层级的机构，接触到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运输和装备情况，并持续将重要情报传递出去。

1948年，汪维恒被调往台湾任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去台湾，意味着可能与大陆长期隔绝；但那里同样有大量军事资料。经过权衡，他还是接受任命，把部队换防、装备配置以及军事设施等情况陆续送回大陆。

上海战局临近时，组织希望他返回。恰逢供应局撤销，汪维恒借母亲病重向陈诚请假。陈诚曾劝他不要回去，甚至让夫人出面挽留，但汪维恒最终只身返回大陆，把家人暂留台湾。

回到上海后，他被任命为淞沪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又在陈良安排下兼任财政局局长。汤恩伯要求拨款修筑大规模工事，汪维恒劝陈良以财政困难为由削减开支；有人提议把银行存款兑换外币带走，他指出这会留下侵吞公款的罪名；特务要求销毁户籍、档案和账册，他则坚持必须完整保存。

这些决定，没有枪声，却直接影响了上海的接收秩序。5月上海解放后，汪维恒率财政部门办理移交，见到顾准时才公开说明身份。顾准随后安排专车，将他送到潘汉年处。多年沉默的关系，终于在上海解放后的接管现场重新接上。

解放后，汪维恒曾任上海市房地产局局长等职务。对他而言，最难熬的并不是身处敌营，而是在多年失联、身份复杂、周围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仍要判断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那句“组织以后一定会回来找你”，他记了整整二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