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30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韩国外长赵显在美国G20会场间隙进行三边会晤。会后,美国国务院的通报直接点名中国,将南海、东海和黄海问题放在一起,还指责中俄合作影响印太地区稳定。
现在看,李在明不愿意让韩国为美国的对华战略承担额外成本。这看似只是几个词语的区别,背后却牵涉韩国的经济利益、海洋权益和军事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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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点名黄海,韩国的反应会如此谨慎?核心在于,黄海与韩国的国家利益直接相关。
中韩之间存在专属经济区主张重叠,双方在2000年8月3日签署《中韩渔业协定》,并于2001年6月30日正式生效。协定设立暂定措施水域,为双方在海域划界完成前管理渔业活动、处理海上分歧提供了制度基础。也就是说,黄海问题从来就不是美国可以替韩国决定怎么处理的事情。
2026年9月21日,中韩海洋事务对话合作机制第四次会议在天津举行。双方明确提出,要把黄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并同意继续通过对话沟通管控分歧、推进海域划界谈判。
10月22日,中韩又在首尔举行海域划界谈判工作组第十六轮会谈,由中国外交部东黄海事务代表郭燕和韩国外交部国际法律局局长李奭周共同主持,双方同意适时举行第十七轮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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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时间节点连起来看,韩国的选择就不难理解了。中韩已经建立了专门的沟通机制,双方正在一轮一轮谈判,韩国如果在美日韩会议上直接跟着美国把黄海问题定性为对华安全威胁,就等于主动把双边争议引入美国主导的三边政治框架。
原本可以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的问题,可能因此增加更多外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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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黄海争议本身并没有彻底消失。2026年1月,中方移走了一处争议设施,韩国方面将其视为有意义的进展。
韩国外长赵显在国会表示,相关三个设施中仍有两个留在暂定措施水域,韩国也在考虑采取相应措施维护自身海洋权益。由此可见,韩国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而是希望通过谈判和实际安排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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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恰解释了美国为什么要把黄海问题带进美日韩外长会,美国希望韩国不仅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配合,还能在更广泛的印太战略中承担角色。对华议题越多,三边机制的安全合作范围就越大,韩国也就越容易被纳入美国的地区战略部署。
不过,韩国外交部在11月2日通过相关人士作出回应,强调韩国政府一直依据自身基本立场与中国保持必要沟通和磋商,韩国合法海洋权益不应受到侵害。
同时,韩方还提醒外界,不必对各国通报中的每一个具体措辞作过度解读。这个回应说明,韩国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海洋权益,也不想因为美国的一份通报就让中韩沟通陷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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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不愿意在黄海问题上跟着美国把话说满,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中国市场对韩国经济太重要。
2026年1月4日至7日,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1月5日,中韩商务论坛在北京举行,韩国派出约 200 家企业随行代表团,三星、SK、现代汽车、LG等韩国大型企业负责人参与其中,中方也有200多名企业代表出席,现场总人数超过600人。这是时隔9年再次举行的大规模中韩企业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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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外交部公布的2025年统计显示,中韩双边贸易额达到2727亿美元,其中韩国对华出口1307.8亿美元、进口1419.5亿美元,中国仍然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个数字背后,是韩国半导体、电子元器件、汽车零部件和制造业与中国市场之间长期形成的联系。韩国企业可以寻找其他市场,但想在短时间内完全替代中国市场,显然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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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韩国跟着美国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升级对抗,最先承受压力的可能就是韩国自己的出口企业。尤其是半导体和电子产业,中国既是重要市场,也是韩国企业供应链布局中无法忽视的一环。韩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必须考虑的不只是外交表态,还包括企业订单、就业、投资和经济增长。
但美国手里的筹码同样不小,2025年11月,美韩达成3500亿美元战略投资安排,作为美国调整对韩关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2000亿美元属于现金投资,约定每年投入不超过200亿美元,另外1500亿美元用于造船合作。这意味着韩国与美国之间也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绑定。韩国既希望维持中国市场,又不能轻易放弃美国市场和安全合作。
所以,韩国面临的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而是两笔都不能轻易放弃的利益账。中国市场提供巨大的贸易空间,美国则掌握着韩国重要的安全合作和市场资源。
李在明如果完全跟随美国,可能伤害对华经济关系;如果与美国公开对抗,又可能付出安全和经济代价。
在我看来,这正是韩国务实外交的核心,不轻易承诺自己承担不起的责任,也不愿意因为美国的战略需要,主动损害本国企业和经济利益。美国希望韩国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得更积极,但韩国考虑的是,自己究竟能从这种配合中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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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9日,李在明在执政第500天记者交流活动中再次谈到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他明确表示,韩国不能长期把战时作战指挥权交给其他国家掌握,必须尽早收回,并认为韩国已经具备相应能力,相关美韩协商也在朝着这一方向推进。
这里面有一个很现实的矛盾,韩国希望美国继续提供安全保障,却又希望自己能够掌握更多军事决策权。韩国已经在1994年收回和平时期作战指挥权,但战时作战指挥权仍然处于美韩联合司令部体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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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明希望在2030年任期结束前推动相关条件成熟,这意味着他必须不断争取韩国在安全事务上的自主空间。
如果韩国在美国提出的每一个涉华议题上都无条件支持,那么它在对美谈判中的独立立场就会受到限制。美国可能会认为,只要提出要求,韩国就会配合;韩国自己则很难再争取到更多政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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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李在明也要面对国内政治压力。2026年1月访华期间,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就曾批评他没有在中国海洋设施问题上取得足够具体的回应,甚至将其访华称为外交上的失败。
对李在明来说,对华关系处理得太软,国内保守派会攻击;处理得太强,又可能损害韩国经济利益。
这就形成了他现在的外交操作方式,国内政治场合强调韩国自身权益,面对中国时保留谈判渠道,在美日韩三边机制中则尽量避免替美国把涉华议题说得过于具体。这样的做法未必能够彻底解决矛盾,却能给韩国留下更多调整空间。
但我们也要看到,韩国并没有退出美日韩合作。10月30日,三国外长仍然签署了北极太平洋伙伴关系合作备忘录,继续推进海上安全、应急响应和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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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外交部自己的通报也明确提出,三国将加强供应链、关键矿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韩国拒绝的是在黄海问题上照搬美国的指责,并不是拒绝整个美韩同盟或者美日韩合作机制。
这也是美国与韩国之间最值得关注的分歧,美国想把三边合作变成更广泛的对华战略工具,韩国却希望把合作范围控制在自己能够接受的程度。两国仍然需要彼此,但双方对同盟究竟应该承担什么任务,并没有完全相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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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G20外长会上明确表示,保护主义没有赢家,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也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和泛安全化。
这实际上也表明,中方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合作维护地区稳定,而不是让域外力量不断扩大地区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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