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枢纽 锦水长编

《锦州通史》 崔向东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细读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院长崔向东主编的《锦州通史》三卷本，最强烈的感受是：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地方志，而是一部用史家眼光看一方水土、用诗心体察千年文脉的“大书”。说它“大”，不只是篇幅大，更在于格局开阔、见识深刻、情感真挚。

　　通史之通在贯通。地方通史最难写的就是一个“通”字。不少地方史著作，要么太琐碎，成了史料长编；要么太笼统，沦为大事记的串联。新编《锦州通史》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真正做到了纵向贯通、横向融通。全书从远古旧石器时代的沈家台遗址写起，经过夏商周方国、战国秦汉郡县、魏晋慕容鲜卑、隋唐边疆经略、辽金元明清建制演进，一直到民国风云和解放战争，几千年史脉一气呵成。更难得的是，每个历史阶段都不满足于罗列建置沿革和人物事迹，而是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交通、教育、信仰等方面熔于一炉，呈现出区域社会的整体面貌。

　　顾奎相先生在序言中概括该书“体系完整、脉络清晰、内容翔实”，并特别指出它“规避了地方史编纂中常见的碎片化叙事之不足”。读第三卷“民国前期的锦州”一章，从行政建置变迁、奉系军阀统治、革命斗争，到交通运输、经济、教育、社会生活，再到历史名人，层层铺开，像一幅工笔长卷，既有宏观轮廓，又有微观肌理。这种“通”的自觉，让全书具备了超越一般地方史著的学术气象。

　　史料翔实见功夫。这部书最见功力的地方，是史料功夫做得足、做得细。锦州地区传世文献相对匮乏，先秦秦汉部分尤其如此。编纂团队广泛搜集正史典籍、考古资料、历代方志、口述史料、域外资料与历史影像等，使观点和结论建立在扎实的材料之上。绪论讨论“锦州”名称来历，辨析“锦水说”“回纹说”等诸说得失，最终以《乘轺录》“地生桑麻贝锦”“州民无田租，但供蚕织”为据，论证锦州之名源于养蚕织锦，考据环环相扣，读来让人信服。

　　走廊镇山见中国。一部地方通史如果没有魂，就只是地理和年代的堆砌。新编《锦州通史》的“魂”，在于对锦州地域文化特质的深度提炼。绪论用近三分之一篇幅纵论“锦州地域文化”，标举化石文化、镇山文化、契丹辽文化、长城文化、满族文化、走廊文化、佛教文化、海洋文化八大板块，每一板块都有扎实的史料支撑和理论观照。

　　先看走廊文化。该书以“历史的地理枢纽”为理论支点，从民族迁徙、经贸往来、文化传播、边疆经略四个维度展开，将辽西走廊与河西走廊并置比较，提出“辽西走廊提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区域经验”这一有理论穿透力的命题。从新石器时代滨海遗址的线性分布到青铜时代聚落沿大小凌河的链锁状布局，从秦汉碣石宫的海洋文化特征到辽金傍海道的全面贯通，从明清卫所驿站体系的建立到近代铁路与港口的兴替，一条走廊的兴衰与整个东北亚地缘格局的变动紧密勾连。书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地方史研究不能只做‘地方’的文章，要能在地方发现中国。”

　　再看镇山文化。书中不局限于历代封号和祭祀仪轨的罗列，而是把它放在“大一统”政治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宏大视野中，指出医巫闾山从地域性“神山”上升为统一国家“北镇”的过程，正是“华夷一体”观念在地理象征层面的落实。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对锦州海洋文化的挖掘。锦州濒临渤海，海洋文化是锦州地域文化的重要一脉。该书从新石器时代滨海遗址的贝器、石网坠到秦汉碣石宫的海洋求仙文化，从辽金时期傍海道的海运贸易到明清锦州东西海口“帆樯如织”的繁荣，从妈祖信仰的传入到近代葫芦岛筑港的曲折历程，系统勾勒出锦州海洋文化数千年的绵延脉络，指出“沿海地区在历史上只有海洋文化发达程度的高低，而不可能没有海洋文化的存在”。

　　人物遗存有温度。地方史如果只见制度不见人，就失了生气。该书在体例上的一大特色，是各卷均设“历史人物与遗迹遗存”专节。从辽代耶律倍家族、王郁家族、张谏家族到清代尹继善家族、蔡士英家族、祖氏家族、梁氏家族，从革命英烈张士毅、马云飞、梁士英到爱国实业家李善祥、抗日英雄高鹏振和董万功，人物小传与遗址考述相映生辉。

　　我平时也讲授历史地理学课程，深感一部好的地域通史，既要有“珠玉之声”的温润可读，又要有“风云之色”的宏阔气象。新编《锦州通史》以史家之严谨为骨，以文人之情怀为血，以考古之新证为眼，以地域之精神为魂，处处体现了主编及团队“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定力和“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史追求。

　　（作者系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季军、石家庄学院文学与历史学院副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6年11月04日 第11版

作者：王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