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岭风 轩辕阁：笃行论

夫笃行者，智道四柱中“行”之外显，智道外发四维之实也。《字典》释曰：“笃，忠实，一心一意；行，做，实行；笃行，一心一意、切切实实地实行。”《荀子》曰“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朱子语类》云“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明行为重之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言：“先有践履之事，后成德行之人；为公正之行，方为公正之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言：“哲人解世界于纷纭，要在改易世界。”歌德《浮士德》言：“太初有为，行动先于言说。”中西论行，其旨一也：皆以践履为成德之要、济民之实。行之为德，重则邦国赖之以兴，微则一身赖之以立。然方今行道湮没、虚浮成风，或目行为鲁莽之勇，或视行为谋利之具，或借行名以欺世，推原其由，实因行德未笃、实功未彰，遂致实心不存、行履多偏。故作《笃行论》，以和合为宗，践履为用，内承智之行性，外显笃行之维，循“行发为笃行”之理，阐明行道本义，破除俗学迷惑，为后学开立实事济民之度。

由上古而中古，由中古而近世，行道之变，层累演进，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上古之世，行合天道，穴居野处，耕而食，织而衣，行以养生，事以利民，无有虚文，斯为行道之元始，然其时民智未开，其行朴而未文，而笃实之基，已肇于此；中古之世，行在经世，周公定礼，孔子周游列国，诸子各以其道易天下，行以安民，行以济事，斯为行道之正宗，然百家各得一察以自好，其行驳而不纯，而济世之志，百世同瞻；宋明之世，行在明心，儒者以知行合一为教，其初本欲笃实践履，末流至于置书不观，空谈心性，行不逮言，是为行道之弊；近世以降，行在谋利，以虚言为高，以实行为拙，伪行横流，实功不竟，是为行道之困。困则思奋，奋则求通，此笃行重光之机也。四期虽异，行以实为贵之旨，亘古如斯，源远流长，本深末茂，形制虽屡迁，而任事实心、济民实功之旨，终古不易。

《易》不云乎：“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夫笃行之旨，非后世臆造之教条，实协于天地之常理，出于人性之固有。天道之行，在于日月往来，四时错行，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行而不怠，故能成其大；地道之行，在于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草木生之，禽兽居之，财用出焉，行而不辍，故能成其广；人性之行，在于良知良能，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不行则理不明，德不立，如刃在匣，不磨不利，如谷在田，不耘不获实。是故行之则进，怠之则退，此人性自然之理也。稽诸史册，行实则国治，行虚则国乱：唐虞三代之治，皆君臣笃行仁政，实心爱民，故治；秦隋之亡，皆人君饰以虚文，逞其私意，不务实政，故乱。三证具在，知行本于天道，因乎人性，验诸史乘，历久弥明，非徒托空言，其要在去伪存诚、实事求是，务本而已。

邈哉笃行之道！其境自有等差，以虚实为衡，以公私为度，不可不辨。要义有三：一则成德为要，行之所向为明善诚身，非虚名之猎取；二则济事为功，行之所成为兴利除害，非空言之标榜；三则利民为归，行之所及为生民安乐，非一己之私便。衡量之准有三：首在根本之尺，以行利人者为贤，以行害民者为害；次在公私之尺，以公私辨四等：弃公谋私为贼行，先私后公为俗行，先公后私为贤行，大公无私为圣行；终在行为之尺，践履笃行当循天人共生之道，不固执己见，不专己自用，不违天害理。实能生明，虚则致暗，行成功，言无功，万古不移。四等本无定局，升沉惟在公私一念之间，心诚则行日进于公，心伪则行日流于私。真行伪行，冰炭不容，实则公而虚则私。循此以观，虚实自辨。为学者诚能审虚实、明公私、择所从，则笃行之道，有阶可循矣。

夫行道之理，如马之有勒，如车之有轮，无勒则马逸，无轮则车不进。四维相济，博广其识，思明其理，襟宏其度，行践其实，笃行贯注始终：博学兼采众知，为笃行立学识根基；深思明辨是非，为笃行指方向路径；胸襟含容众流，为笃行聚同心合力。综而言之，其纲有三：一曰知行相成，和为行之体，诚一不伪，实心实意；合为行之用，笃实践履，实事实功；和融斡旋其间，行而不妄，实而不欺，中乎其节。内以五德为体，忠正其向，智明其辨，勇任其事，信守其恒，仁立其本；外以五要为用，忠效于公，智效于谋，勇效于实，信效于勤，仁效于廉，体用互济。二曰行识相资，行与博、思、襟相生相制：无行则博为陈编、思为空想、襟为虚器；行而无博则识陋、无思则行妄、无襟则量狭，过与不及，咸失其正。三曰由近及远，行之发用由内而外、自小及大，内在行性发为外用笃行，笃行弥纶乎博学、深思、胸襟三者，四者相济，方成智道成实之功。行性为体，笃行为用，体用不二，乃得笃行之全功。

临事求实，功在生民，青史所载，循吏遗风，昭然可鉴。文翁治蜀，兴学化民，选郡县小吏遣诣京师受业，学成归教，蜀地文风由是大盛；赵过教民代田，易耨深耕，改良农具，用力寡而得谷多，民以殷盛；召信臣守南阳，劝课农桑，开通沟渎，禁止奢靡，吏民亲爱，号为召父；杜诗为南阳守，造作水排，铸为农器，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殷足，时人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至若当代，焦裕禄任兰考县委书记，治风沙、除盐碱，抱病奔波，实心为民，终变兰考瘠土为良田，是当代笃行之范。此数子者，或以兴学开化，或以劝农厚生，或以勤政惠民，咸以任事必实、济民必功，行不虚夸，功不虚悬，为后世立践履之范。诸贤非有异术，唯实心而已，实心在则事必举，事举则民必赖，此循吏所以可贵也。后之为政者，当取法乎此。行实则业兴，载籍可考，永为典则。

虚行误事，言之易而行之艰，自古败事，皆坐此弊，戒鉴昭然。殷浩素有盛名，众望所归，然实无将略，受命北伐，一败涂地，为时所轻，卒废为庶人；马谡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重，然临事违令，舍水上山，卒失街亭，致北伐无功；王莽慕周官旧章，托古改制，不察时势，操切更张，未及体恤民情，终致民怨沸腾，新室旋亡；近代王明照搬教条，脱离中国实际，推行左倾盲动路线，卒致革命蒙受重大损失，是虚行误事之戒。此数人者，或负清谈之名，或挟兵法之辩，或慕古制之隆，或恃教条之固，皆虚言欺世、妄动害事，失笃行之正，足资来者警省。虚行之害，不在心之不善，而在行之妄作：恃才轻事，泥古昧时，好名图速，皆以空言代实行，故未有不败者也。行虚则事败，前事不远，可不戒哉！诚能鉴此四失，反求诸实，则虚行可戒，笃行可成。

然今世浇风，行道不彰，四患相乘：第一虚言塞路，人各以空谈自高，言不顾行，心无所守，此精神无归之病；第二市道交征，以行逐利，作伪日巧，贫富日悬，此贫富不均之病；第三强横盲动，恃力妄为，以大压小，争端不息，此列国争竞之病；第四取用无度，竭泽而渔，焚林而猎，耗损山川，此山泽失养之病。笃行之理，原无中外之别，各有长短，会通方得其真。中学论行，重即知即行、经世致用，以德统行，长在躬行实践、义理扎实，其失在末流溺于玄谈、行动迂缓；西学论行，重实践检验、事功成效，长于探索实验、讲求效率，其失在末流功利至上、行事偏颇。二者相资，如唇齿之相依，不可偏废。和合新论论笃行，立中华实事求是、躬行实践之学为体，取西方实践检验、事功导向之法为用，补传统空疏迂缓、规则粗疏之短，成德业兼备、中西贯通之现代笃行范式。其归趣在行以济民、实以成事，使践行者内怀诚笃之心，外守务实之节，躬身而不迂腐，务实而不近誉。要在立实事求是之心志、走脚踏实地之路径、成济民利众之实效，以臻实功遍举、生民安业。

《老子》不云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笃行下手，只在日用之间，不必求之高远。随处有行，行则有得，得则日增。事无大小，凡所当为，便实心去做，不推诿，不怠惰，不敷衍，不塞责。事亲尽孝，事兄尽悌，交友尽信，居官尽忠，百工居肆各尽其职。凡此数端，皆笃行之实事，虽卑近而切要。然行之根在诚，诚则行必实，伪则行必虚，心若不诚，虽日行万善，亦徒成其伪；故君子之行，必先立其诚，诚立而后行笃，虽不求其速，而效自至矣。一言之出，必顾其行；一行之发，必顾其言。不欺幽独，不欺本心，不欺他人，不欺天下。内无愧于己，外无愧于人，斯为笃行之本。作事须在实处，不务浮辞；立功须在民上，不居其名。实处用功，久则自成；浮处着力，终必无成。人能事事着实，念念不欺，便是笃行初基，久久纯熟，自然德进业修，日计不足，岁计有余，不必别求玄妙，不必好高骛远。

壮哉笃行之干！力行之要，全在实事求功。天下事，坏于懒者半，坏于虚者半。懒则事废，虚则事伪，二者皆非笃行。懒与虚，实为行道之大敌。故为士者，学必有用，不做无用之文；为农者，耕必求实，不图一时之获；为工者，器必求坚，不造脆薄之品；为商者，货必求真，不售欺伪之物；为仕者，政必求惠，不兴扰民之役。此五者虽异，其道一也，同以实心行实政，以实功收实效。行贵实不贵饰，贵恒不贵速：实则事成，饰则事败，恒则功立，速则功毁，此其大较也。明乎此，则行之方、守之要，不外乎实与恒二字。故行贵乎审所宜而力致之。审所宜则无歧途之惑，力致之则有竟成之功。事无繁简，做一件是一件；功无多寡，成一分是一分。不慕虚名，不图近功，不尚空言，不务虚饰，不惮烦难，不畏险阻，不避劳怨，久久为之，业无不成，民无不利，国无不治。此笃行经世之全功也。

笃行之极，如万派归流，如群星拱辰，终成道济天下之功。此境非生而能之，乃累行积功、历久而至。臻此境界，非徒成一己之德、办一事之功，更当以天下生民为念，行天下之大道，利济群生，不以一己之利害为利害，不以一己之好恶为好恶。居上位者以实政安天下，不尚虚文，不兴伪事，任贤使能，言信行义，使老安少怀、鳏寡孤独各得其所；居下位者以实言谏当世，不附权贵，不随波流，明辨是非，笃行正道，不贪浮誉，不钓虚名。上下同心，远近同力，则笃行之势，浩荡若决江河。革一己之伪心，涤流俗之浮夸，决断果敢，见义勇为，以天下为心，以生民为念，道济天下，功在千秋。笃而能久，久而后成，非岁月不足以臻此。行无大小，实则公，虚则私，到得实心为民、利济群生处，斯为圣贤之境。圣贤非他，实心实行、久久不懈而已。

笃行之效，验于当世为最著。今之言治者，或高谈阔论而不践其实，或标新立异而不谋其久，徒饰文辞，无补生民，此虚行之敝也。诚能本一实心，为一事必责其成，兴一利必计其久，讼狱必亲断，沟洫必亲行，不委之吏胥，不托之空言，则日必有事，事必有效。由家而国，胥此道也：居家而践孝友之实，则门内和顺；居官而践爱民之实，则境内安宁；在野而践利物之实，则乡邻蒙赖。观夫良吏之治民，莫不以身为先：课农桑则履亩而验，修水利则循堤而视，虽烦巨而不敢惮，虽琐细而不敢略。反是者，文书洋洋，而百姓之疾苦不加察；条陈累累，而地方之利弊不一问，貌似勤事，实同惰民，有识者窃笑之。故居今而言笃行，非急功近利之谓，当实事求是、履而后蹈，不计旦夕之效，不避盘错之难，不恤怨谤之私，不畏人之我非，日进不已，久自成章，斯为当世践实之要。

由是观之，笃行之本，系乎行之虚实；事业之成，视乎功之实否。《墨子》曰“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中庸》曰“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行本立，则虽匹夫践匹夫之事，皆可以成实功；行本丧，则虽卿相腾卿相之口，亦不免为虚语。遍考古今，文翁化蜀以兴学，赵过代田以厚农，召信臣杜诗相继守南阳而民歌召杜，焦裕禄抱病治沙而变兰考为沃壤，此皆实心任事、实功济民者也；殷浩徒享虚名而败北伐，马谡刚愎以失街亭，王莽改制而身死国亡，王明拘守教条而蒙损于行阵，此皆虚言欺世、败事误民者也。虚实之辨，昭然可鉴：行实则虽卑微而业必举，行虚则虽崇高而功必毁。故君子之笃行，不以成败动心，不以毁誉易守，不以劳怨馁志，必以实心践实事，以实事收实效。知而能行，行而有恒，知行合一，实干成事。人人践实，事事求功，行之既久，天下化成，尚何疑于笃行之为功乎？

编辑：李海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