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分享】推迟生育会侵蚀终身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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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稳定一些，再考虑孩子。”

对许多家庭来说，推迟生育是应对眼前困难的现实选择。但工作、收入等条件改善后，生育计划能否照常实现，还取决于届时的生育能力，以及留给后续生育的时间。

欧洲的变化提供了一个直观背景。2014年至2024年，欧盟女性平均初育年龄由28.9岁升至29.9岁。同期，首胎中母亲年龄为30至39岁的比例，由41.7%升至48.4%，已接近一半。[1]首胎生育正在向更高年龄集中。

“终身生育率”看的是一代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多少个孩子。若晚几年开始仍能完成原来的生育计划，改变的主要是时间；若一部分计划最终没能实现，生育数量也会减少。因此，讨论晚育不能只看孩子何时出生，还要看原本想要的孩子后来是否出生。

下面两项研究分别从家庭生育计划和人口历史数据出发，看推迟生育究竟会带来什么。

一、生育计划需要预留多少时间

生育计划常常只考虑“什么时候生第一个”，但想要两个或三个孩子，就必须把后续生育所需的时间也算进去。2015年，Habbema等人在《人类生殖》发表研究，用模型模拟1万对夫妇的生育过程，估算在不同年龄开始尝试生育，实现预期子女数的概率。[2]

研究给出这样一个结果。如果希望最终生育两个孩子的概率达到90%，在不采用试管婴儿的情景下，女性需在27岁或更早开始尝试；在必要时按模型接受试管婴儿治疗的情景下，这一年龄为31岁。若目标是三个孩子，相应年龄分别为23岁和28岁。

不过，这里的年龄，是开始尝试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年龄，既不是生下孩子的年龄，也不是完成全部生育的年龄。90%是模型设定的成功把握，不是每个家庭都必须采用的标准。这些数字更适合用来理解生育计划需要多长时间，不能当作适用于所有人的年龄期限。

表1 不同生育目标和成功把握下 开始尝试生育的最晚年龄

想要的孩子越多，需要预留的时间就越长。一次怀孕本身需要时间，分娩后也不可能立刻开始下一次妊娠。该研究假定，生下一个孩子后，夫妇平均等待15个月，再尝试下一次怀孕。随着首胎起点后移，后续生育也会依次推迟，留给再次尝试的时间随之缩短。

二、推迟的生育，后来能补回来多少

推迟并不必然意味着少生。只要后来仍能完成原有计划，一生的子女数就不会因此减少。问题在于，年龄增长会降低受孕机会、增加妊娠损失的风险；当一次尝试未能成功，重新尝试又需要时间。对希望生育多个孩子的家庭，这些影响还会累积到下一次生育。

试管婴儿可以帮助部分家庭，但不能消除年龄的影响。原文以女性35岁开始尝试生育为例：若希望最终生育两个孩子，采用模型规定的试管婴儿安排时，完成概率约为80%；不采用时约为70%。这里比较的是最终实现两孩计划的机会，并非单次治疗成功率。两种情景下，开始越晚，完成计划的机会都会下降。

图1 开始越晚 完成两孩计划的机会越低

开始尝试生育的年龄越晚，最终生育两个孩子的机会越低。试管婴儿能帮助部分家庭实现计划，却不能消除年龄的影响；即使接受了模型规定的治疗，也不能保证最终成功。

这项研究采用的是当时的生育参数，试管婴儿部分依据荷兰2013年的自身卵子治疗数据，并在每次需要试管婴儿助孕时设定最多三个治疗周期。它没有评估年轻时冷冻卵子或胚胎、使用捐赠卵子等安排。因此，这些结果不能概括今天所有辅助生殖方案，也不能直接用来判断某个人的生育机会。

但它提示了一件事，生育计划需要考虑完成全部生育所需的时间。若希望有两个或三个孩子，就要为后续怀孕和可能的治疗留出余地。晚育者仍可能完成计划，但对一部分家庭来说，起点后移会增加原有计划落空的风险。至于这种影响会让一个国家的终身生育率降低多少，单凭这项模型还无法回答。

三、低生育率之后，并没有普遍回升

如果把视野从家庭转向人口，会遇到另一个问题。当生育率已经很低，是否可以期待此前推迟的生育会被陆续补上，带动生育率回升？

Coffey等人在2026年的一篇NBER工作论文中，考察了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所收录的1950至2023年历史数据。[3] 他们按照起初的生育率水平分组，观察随后五年的平均变化。在总和生育率介于1.45至2.05的各组中，随后的平均走势仍然向下。

图2 生育率较低之后 历史上的平均走势仍多为下降

从各国不同年份的记录来看，起点在1.45至1.55之间的一组，随后五年平均每年下降约0.6%；起点在1.95至2.05之间的一组，平均每年下降约1.1%。这些百分比都表示相对于原有生育率水平的变化幅度。

不过，某一年的总和生育率会受到生育时间变化的影响，不能直接等同于一代女性一生的生育数量。为检验下降是否只是推迟造成的，作者还比较了31个国家不同出生年份女性一生的生育数量，共涉及890组“国家与出生年份”的记录。结果显示，在样本能够较可靠检验的范围内，较晚出生的一代，平均一生生的孩子仍然更少。这说明，观察到的下降不能全部解释为暂时把孩子留到以后再生。

需要注意的是，整体平均下降，并不排除某些国家在某些时期回升。以起点在1.45至1.55之间的一组为例，研究汇总了411次“某国某年”的记录，其中174次在随后五年出现上升；同一国家在不同年份会重复计入。研究没有找到普遍、持续回升的可靠证据，但也不能据此断言生育率会一直下降，尤其是低于1.45的区间，历史样本仍然不足。

Coffey 等人的历史分析尚未经过同行评审，也没有估算晚育对各国生育率下降的具体贡献，更没有检验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这里要说明一点，研究呈现的是相关，不等于因果。

四、让生育计划有时间实现

知道年龄会影响生育，并不等于有条件早点生。学业尚未完成、就业和收入不稳定、缺少合适伴侣，或对生育后谁来照料、工作如何安排没有把握，都可能使计划一推再推。只提醒“早点生”，却不解决这些困难，很难帮助家庭把计划付诸行动。

因此，生育支持也需要关注家庭何时具备开始生育的条件。托育是否负担得起、使用是否方便，育儿假能否落实，生育后的工作是否有保障，以及父母双方如何分担照料，都是需要回应的问题。支持来得太晚，原有计划可能已经难以实现。至于不同措施能减少多少推迟、增加多少生育，还需要专门评估，两篇论文没有给出这类测算。

对中国而言，还需要更细致地了解，人们推迟了哪些生育计划，又有哪些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有人改变了生育意愿，有人仍然想生却受现实条件限制，也有人在条件改善后遇到了年龄和健康方面的困难。这些情况需要不同的支持，不能用同一种解释代替。

推迟生育，改变的可能不只是孩子出生的年份，还包括一个家庭最终能有几个孩子。对有生育意愿的人而言，越早具备实现计划的条件，就越有机会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育，减少后来想生却未能生育的遗憾。

“2027全球生育危机论坛：家庭友好企业”正在筹备中，将于2027年1月7日在香港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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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Eurostat，欧盟生育统计。平均初育年龄采用tps00017；首胎年龄分布采用demo_fordagec，固定欧盟27国口径（EU27_2020）。30至39岁占比按该年龄组首胎数除以全部首胎数计算，2014年为41.7%，2024年为48.4%；不含40岁及以上首胎。平均初育年龄数据首胎年龄分布数据

[2] Habbema JDF, Eijkemans MJC, Leridon H, te Velde ER. Realizing a desired family size: when should couples start? Human Reproduction. 2015;30(9):2215–2221. DOI: 10.1093/humrep/dev148（https://doi.org/10.1093/humrep/dev148）CC BY-NC 4.0 许可。

[3] Coffey D, Geruso M, Spears D, Vyas S. Does Fertility Stabilize At Low Levels? Evidence from Period, Cohort, and Subnational Data. NBER Working Paper 35824, September 2026. https://www.nber.org/papers/w35824 工作论文，尚未经过同行评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