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让人闻之色变的地沟油,这些年究竟流向了哪里?它为什么从食品安全的头号公敌,变成了被专门收购的抢手货?
答案出人意料:不少地沟油被送上了天,成了飞机的燃料。前段时间,“科技与狠活”的说法火遍网络,不少美食内容底下都是“反手就是一勺三花淡奶”“这么好吃,肯定用了海克斯科技”之类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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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食品添加剂算不上真正的“狠活”,用地沟油开飞机才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数据显示,全球已有超过45万架次航班使用过地沟油类燃料,很多人可能早已在不知情时坐过这样的航班。
这种变化,放在十几年前几乎无法想象。那时,“地沟油”三个字一出现,就足以让人没了胃口。
中国餐饮业规模巨大,每年产生大量废弃食用油脂。餐馆下水道、隔油池里的废油被不法商贩回收加工,又重新卖回餐桌,一度成为食品安全领域最让人担心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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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讨论地沟油,核心只有一个:怎样才能不让它回到人的肚子里。
可是单靠监管,成本非常高。餐馆数量庞大,废油产生高度分散,回收主体零散,流向也复杂,只要非法回收仍有利润,就始终有人愿意铤而走险。
如今情况变了,地沟油并没有消失,却越来越值钱。过去千方百计防止它回到餐桌,现在有人专门收购,因为它已成为生产生物柴油和可持续航空燃料的重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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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清它为何能“飞上天”,得先从飞机平时烧什么说起。
目前世界主流飞机使用的燃料是航空煤油。它和过去煤油灯里的煤油差别很大,但归根结底仍属于煤油。
很多人交了多年燃油附加费,却未必知道这一点。在煤油灯早已退出日常生活的今天,飞机依然离不开煤油,这背后并不是习惯使然,而是航空发动机对燃料提出的一系列苛刻要求,只有煤油能够较好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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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其实也烧过汽油。最早大规模投入使用的航空发动机是活塞式发动机,原理与如今燃油车的发动机相近,燃料自然也是汽油。
后来航空发动机升级为涡轮式,对燃料提出了新的要求,汽油便逐渐让出了位置,煤油取而代之。至于汽油为什么不能胜任涡轮发动机,原因有好几个,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安全问题。
衡量液体燃料安全性的重要指标是闪点。液体燃料会挥发,与空气按一定比例混合后,超过某一温度遇到明火就会燃烧爆炸,这个温度就是闪点,闪点越高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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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主要使用的Jet A-1航空煤油闪点为38摄氏度,汽油只有零下45摄氏度左右,这也是加油站附近严禁明火的原因。即便是专门研制的航空汽油,闪点也只能做到零度左右。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密度。航空煤油的密度比汽油大,意味着同样体积燃烧时能释放出更多能量。
对飞机来说,燃料重一些问题不大,真正难以调整的是油箱容积。在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同一个油箱装进去的能量越多,飞机的航程和载荷就越有保障,因此密度更大的燃料在航空领域天然更占优势,汽油在这方面又输了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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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出局,柴油有没有机会?论密度和闪点,柴油都比煤油更高,但它有个致命缺陷:低温下流动性不足,容易凝结,导致发动机无油可用。
寒冷地区的卡车司机要按温度选择不同标号的柴油,比如东北就供应零下35号和0号两种。而飞机常在万米高空飞行,燃料工作温度在零下50摄氏度到40摄氏度之间,柴油只能被否决。
再加上洁净性、腐蚀性等其他方面的限制条件,航空煤油最终成了飞机燃料的首选。原本汽车用汽油、卡车用柴油、飞机用煤油,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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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际碳中和的大势袭来后,航空业犯了难。早在2021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在国际民航组织第四十一届大会上,各方又再次重申了这一承诺。
然而承诺易许,落实艰难。航空业一边表态,一边反复强调减排难度大、成本高。现实是,只占全球碳排放约2%的航空业,确实是减排的困难户。
相比之下,真正的排放大户汽车行业早已轰轰烈烈地推进电能、氢能、甲醇等多条新能源路线,减排进展有目共睹,而航空领域却很难找到同样成熟的新能源替代品,处境颇为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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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飞机等概念虽然讨论已久,但在现有设计条件下仍无法真正投入商业使用。航空业能做的,只是尝试新的航空器技术、精简和优化航班运行,可这些手段带来的减排量实在有限,远不足以支撑净零目标。
于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把希望寄托在了可持续航空燃料,也就是SAF上,地沟油正是从这里开始与天空产生联系。
广义上,SAF指任何比化石燃料更环保、可持续循环且飞机能用的燃料,但现阶段主要是从地沟油等废油以及动植物原料中精炼而来。需要注意,使用SAF并不意味着飞机不再排放碳和其他污染物,只是相比现有航空煤油,理论上可降低约80%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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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减排比例如此之高,全球航空业都押注SAF,甚至把减排计划中65%的份额交给了它。
从技术层面看,从生物质中提炼燃料并不算难事。比如把油脂与甲醇、乙醇混合,在催化剂作用下反应,就能生成生物柴油;从生物质中炼取航空燃料同样不是难题。
早在2007年,美国就有团队实现了将油脂转化为航空燃料,2011年,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也已在航班上尝试使用由废弃食用油提炼的燃料,技术路线早已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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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技术可行,SAF为什么迟迟普及不了?症结在于原料。各国航空业争相布局,废弃油脂的需求随之水涨船高,原本没人要的地沟油变成了被争抢的资源。曾经的“过街老鼠”,如今成了生物柴油和航空燃料企业竞相收购的对象。
可供应终究有限,加上地沟油进出口的审查一度骤然收紧,原料再度紧张,SAF的产能也因此受到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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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中国的地沟油纳入原料市场,本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短缺。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产生地沟油超过500万吨,占全球产量三成以上。
但我国回收体系尚不完善,回收率仅约5.6%,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这与前面提到的问题一脉相承:废油产生分散、回收主体零散、流向复杂,想把它们系统地收集起来并不容易。
即便收上来,处理难度也不小。由于饮食习惯不同,我国的地沟油固体杂质多、含水率高、酸败严重,预处理费时费力,用作原料的成本又要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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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地沟油的难题是如何不让它流回餐桌;如今,难题变成了如何高效、低成本地把它收集起来并提纯利用。同样一桶废油,从治理对象变成可利用的资源,对回收体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那么改用其他原料行不行?大豆、玉米、油菜籽确实都能榨油,但大豆、玉米是国际主流粮食,高价收购就等于与人争粮。
农民也可能为追逐高价改种SAF原料,进而威胁国际粮食安全,一旦粮价飞涨,问题就远不止碳中和了。正因如此,欧洲一直不允许用粮食作物制取SAF,这条看似便捷的路其实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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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提议开荒种植棕榈树等油料作物再榨油,但算总账就会发现,仅开荒排放的二氧化碳就远超SAF带来的减排量,等于为了环保反而破坏了环保。
原料要么数量不足、处理成本高,要么与粮争地、得不偿失,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造成了SAF技术上完全可行、却迟迟无法大规模推广的尴尬局面,也让地沟油的身价居高不下。
当然,SAF也有好消息,越来越多国家陆续出台扶持政策。美国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中包含针对SAF的专项税收抵免,以及2亿多美元的清洁航空技术赠款;加拿大则对国际航班征收碳税,不使用SAF的航班燃油成本会变相增加,以此倒逼航空公司使用S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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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一头给甜头,一头加压力,正在为这个产业铺路。
民间力量也在入场,不少公益基金积极投入。比尔·盖茨旗下的气候投资基金“突破能源”曾于10月19日向美国SAF工厂“自由松燃料”直接赠与5000万美元。
按计划,该工厂将于次年开始生产SAF,每年至少可生产900万加仑,约为当时美国SAF产量的两倍。资本的加持,让原本小众的燃料有了扩大规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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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同样在想办法。法航与荷航难以独自承担SAF的高昂成本,便对进出法国、荷兰的航班额外征收SAF贡献费。
这与油价上涨时燃油附加费随之上调是同一个道理,因此该费用出台后并未引起太大反对,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SAF的使用。可以说,乘客买的每一张机票,都可能在间接为天上的“地沟油”买单。
总体来看,政府、企业和民众都在推动SAF,但在原料、成本、粮食安全等现实问题面前,其大规模普及依然困难。不久前,中国国产SAF已实现上机交付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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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制造能够顺利入局,凭借庞大的废油体量和产业优势,加上回收体系逐步完善,或许能缓解上述部分难题,让大量沉睡的废弃油脂真正派上用场。
从被偷偷卖回餐桌的食品安全隐患,到被企业专门收购、炼成航空燃料的抢手资源,地沟油的身份转变,折射出碳中和压力下航空业的焦虑与探索。它不再只是需要严防死守的治理对象,而成了减排链条上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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