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少卿：丧事喜办？蒙古国草原大火，竟成了蒙日“友谊”的注脚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少卿】

“伟大的莫嫩草原啊……也请带走我的忧伤吧……”

10月8日，蒙古国东方省哈拉哈高勒县努姆鲁格自然保护区遭遇草原火灾，这是蒙古国近十年来损失最惨重的人为生态灾难。10月20日，蒙古国记者巴·钢其木格赶赴灾区，面对焦土，她难掩悲痛。

“已烧毁80%的诺姆尔格保护区，是蒙古国境内独有的、含有满洲植物区系成分的原生净土。这里是蒙古国极濒危物种、主要仅分布于此地的乌布苏驼鹿，以及淡水生态系统关键指示物种河獭等动物的重要栖息地……站在这里，心中悲痛惋惜，人会不由自主感慨：‘这是我的祖国啊。’”

“一般而言，这类事件可归为‘生态灭绝’，也就是破坏环境罪。”钢其木格接着写道。

在舆论的压力下，尽管有些姗姗来迟，但蒙古国政府已有所行动。10月20日，蒙古国警方正式立案侦查，启动火灾成因核查、责任认定和损失评估工作。

同日，日本KDDI公司公开致歉，承认旗下蒙古子公司莫比康（Mobicom）的活动与火灾直接相关，承诺将配合调查。

22日，日本驻蒙古国大使馆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努姆鲁格自然保护区发生火灾的慰问信》。

10月26日，蒙古国总理尼·乌其尔勒召开内阁会议，要求彻查追责。乌其尔勒表示，造成如此损失，绝不能任何人都逍遥法外。蒙古国副总理尼·诺木泰巴亚尔更明确表示，仅靠道歉不够，有必要依法索赔。

10月29日，乌其尔勒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电话。你认为这位“雄壮的蒙古汉子”会说些什么？表达愤怒？追查责任？要求道歉和赔偿？

根据蒙通社的报道，蒙方不仅只字未提道歉、赔偿和法律追责，反而对日本的灾后援助予以高规格肯定，高调称赞日本政府“科学地应对火灾问题”，并将灾后恢复合作与2027年蒙日建交55周年议程相连。

“丧事喜办”到了如此地步，简直令人出离愤怒。

蒙通社报道截图外媒图片或视频截图

毫无悔意的日本公司

10月8日上午11时55分，莫比康公司日籍首席执行官越智康博率领的高管及员工一行，在诺姆日格保护区内引发大火。当时气候极度干燥且伴有强风，车队在草高及腰的荒原行驶期间，一辆越野车底部的排气管引燃干草，火势迅速失控，持续燃烧8天，直至10月16日才被全部扑灭。

围绕这支车队为何能在秋季防火期进入保护区，日资企业与蒙古国媒体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KDDI在10月23日的声明中称，车队由2辆莫比康车辆（共搭载7名员工，其中包括唯一的日籍人员越智康博）和3辆蒙古国当局同行车辆组成，企业称此行是应蒙方要求，并凭边境警备队签发的入域许可，于10月6日至8日前往保护区，参加通信网络开通仪式并进行4G网络实地测试，期间车辆起火引发火灾，属于“令人遗憾的事件”。声明同时强调，进入该区域已按程序取得正式许可，员工“未发生其他违反法令的行为”。

蒙古国媒体则披露了另一版本：越智康博等人当天与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议会）议员乌·敖特根巴雅尔同行，仅凭当地一名边防军上校的口头许可，违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真实目的也并非通信测试，而是垂钓极危物种哲罗鲑，甚至可能开展狩猎活动。蒙古国法律界人士和调查记者指出，边境地区的通行许可不能凌驾于自然保护区的专门防火禁令之上，应进一步调查是否存在权力寻租和非法狩猎。

蒙古社会的愤怒是真实且广泛的。原本一名工程师、一台车辆即可完成的任务，莫比康却出动5辆车、十余人；明知秋季草原干燥易燃，仍驾驶排气管可能迸出火花的车辆进入旱区；携带配套不全的技术设备进场，又缺乏对原生保护区风险的基本敬畏。当地老人常说，草木干燥炎热时就该提高警惕，可这支车队却毫不在意。

“这家公司态度傲慢。明明清楚现场条件和自身作业内容，行事却如同不受约束的独立王国。为扶持这家‘莫比康王国’，蒙古国民众一直倾力支持。通信是民众的刚需，而这家企业掌握着通信服务资源。可看到莫比康焚毁诺姆日格保护区之后若无其事、毫无悔意，实在令人愤慨。”

蒙古式倒贴

保护区满目疮痍的画面传开后，蒙古国舆论迅速沸腾。记者在现场喊出“民众愤怒已达顶点”，社交网络上更是一片指责：日企高管肇事后逃逸、拒不道歉，莫比康必须重罚，甚至应被逐出蒙古市场。

面对压力，蒙古国政府最初摆出了严厉追责的姿态。副总理诺木泰巴亚尔公开表态：“仅仅道歉是不够的。”10月21日和26日，总理乌其尔勒连续在内阁会议上督办火灾调查，将事件定性为“严重生态事件”。他在政府公报中强调，这不只是土地被烧毁，更是蒙古国原始自然环境、珍稀物种和自然遗产的严重损失。他指示司法和内务部门追究失职官员责任，核算环境损失，依法向责任方全额追偿。蒙古边防军第0198部队指挥官那·钢图格斯上校也被下令免职。

然而3天后，在与高市早苗通话时，蒙古国的官方语调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蒙通社的稿件惜字如金，日本外务省发布的纪要甚至连火灾烧毁面积及涉事日企的名称都未予触及。

高市早苗在通话中对火灾损失表示“关切与深表遗憾”，并称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已派遣专家团队赴蒙，将根据评估结果提供器材和人才培养支持。乌其尔勒则对日方慰问和援助表达了“深切感谢”，并称赞日本政府“科学地应对火灾问题，计划分阶段、有效地开展生态环境恢复工作”，主动释放出蒙方愿深化合作的信号。

这种将涉事企业母国的事后公关形容为“科学应对”的表态，连日本国内舆论都倍感违和。日本《女性自身》等媒体和大量日本网民纷纷批评，高市政府在日企引发如此大规模火灾后沉默近三周才表态，“应对迟缓，实在太不像话”。

更有批评指出，蒙古火灾由日本企业引发，日本政府提供的灾后援助本就是应当承担的“过错善后”，现在却被包装成了“慈善”，蒙方还在首脑通话中高调配合，属实不知让人如何评价。

高市早苗推文外媒图片或视频截图

蒙方的“高调配合”并不止这一例。

10月27日，蒙古国自然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国务秘书什·巴特巴亚尔便与日本驻蒙古国大使馆开发协力部负责人戴维·津中岳、JICA高级顾问长谷川元宏会面，商讨“蒙日对火灾损失评估及生态修复开展合作”。10月29日的通话中，高市早苗明确表示“日方计划根据JICA团队的评估结果，为努姆鲁格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恢复工作作出贡献”。

然而，这一安排在逻辑上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莫比康作为日本KDDI绝对控股的子公司，正是蒙古国政府公报中点名调查和追偿的对象；而火灾损失评估报告，是核定赔偿数额的关键依据。蒙古国政府允许日本机构深度介入损失评估，无异于将定损与重建的决定权交予涉事企业母国。如果调查结果是“罚酒三杯”，我们也不会意外。

事实上，蒙古方面似乎比日方还急于“翻篇”。通话中，乌其尔勒与高市早苗刻意跳出火灾救灾与问责本身，主动锚定2027年蒙日建交55周年（两国于1972年2月24日建交）这一时间节点。9月27日至30日，乌其尔勒刚刚完成就任总理后的首次双边出访，目的地正是日本。在东京，他与高市早苗一致同意将该次访问作为迎接建交55周年的“启动仪式”。

乌兰巴托似乎生怕这场火灾引发“友邦惊诧”，影响蒙日关系的“大局”。于是，仅仅一周后爆发的诺姆日格大火，不仅没有对日蒙“和平与繁荣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构成威胁，反而被迅速纳入“进一步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携手共同克服当前困难时期”的外交叙事之中。

当代日本如何渗透蒙古

这次被莫比康高管车队引燃大火的诺姆日格保护区，位于蒙古国东方省哈拉哈高勒县。哈拉哈高勒，正是哈拉哈河地区。87年前，这片地区曾是日本关东军武装进犯蒙古、与苏蒙联军爆发诺门罕战役（哈拉哈河战役）的战场。

从19世纪末起，日本军国主义始终把“满蒙”视为征服中国、包抄俄国的战略基地，长期推行思想渗透、政治分裂和军事扩张，炮制出“长城以北非中国”“满蒙历史独立”等论调；1927年《田中奏折》更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扩张纲领。大批日本军官和浪人四处活动，煽动德王等蒙古王公反叛，宣称日本将“帮助蒙古实现独立、继承成吉思汗遗烈”。

1937年10月，日本在归绥（今呼和浩特）扶植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后并入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直到1945年8月随着苏蒙联军发起“八月风暴行动”和日本战败才彻底覆灭。

回到1939年，在通过伪满洲国与伪蒙疆政权完成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东、南两翼包抄后，日本关东军及伪满军队于当年5月在哈拉哈河地区向蒙古军队发动进攻。苏方依据1936年《苏蒙互助协定书》派朱可夫率红军机械化兵团驰援，与蒙古骑兵第6师等部并肩作战。苏蒙联军8月下旬发起总攻，几乎全歼日军第23师团，迫使日本于9月请求停战，彻底放弃北进侵苏与吞并蒙古的军事企图。

在蒙古国的历史叙事中，1939年的哈拉哈河战役（诺门罕战役）一直被定性为保卫国家独立的“卫国战争”。87年后，在当年苏蒙军民浴血保卫的同一片哈拉哈高勒县境内，日本企业高管的车队却引发烧毁超过50万公顷草原的大火。蒙古国政府事后不仅未在首脑通话中严词问责，反而将灾难转化为与日本深化友谊的契机。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令人唏嘘。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蒙古的影响力以另一种形式迅速扩张。1991年，海部俊树成为首位访问蒙古的日本首相；此后，日本又与世界银行共同推动援蒙协调机制，长期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支持蒙古经济转型。这些援助确实帮助蒙古度过了转型期的困难，也为日本积累了持续的政治信誉。

日本的渗透方式远不止ODA一项，而是拥有一套坚持多年的组合策略——以ODA打开政治信任，用合资控股和绑定贷款锁定关键制度节点，再以文化外交柔化社会心理。这就是为什么在贸易体量并不占优的情况下，日本仍能在蒙古政商界拥有如此深厚的影响力。

从纯经济数据看，蒙古国的经济生命线毫无疑问在南方。按中国海关口径，2025年中蒙贸易额达175.8亿美元，占蒙古国外贸总额约65%，蒙古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91%以上；据蒙方统计，2026年上半年，中蒙贸易占蒙古国外贸比重进一步升至73.9%，中国承接了蒙古国94.1%的出口。相比之下，日蒙年贸易额不足11亿美元，日本对蒙直接投资累计约11亿至17亿美元，在蒙日资企业约408家，其中近半数集中在批发零售和汽车维修领域，总量远不及中蒙经贸规模。

但正如一些观察者所指出的，中国在蒙古体现为不可替代的“贸易流量”，而日本精心布局的，则是高转换成本的“制度节点”——用ODA建立信任，再用合资与贷款，在蒙古关键基础设施中扎下难以拔除的“钉子”。

首先是通信网络的深度控盘。1995年，日本KDD（后并入KDDI）、住友商事与蒙古Newcom集团合资成立莫比康，此后这家日资企业便牢牢占据蒙古国第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地位。目前，KDDI持有莫比康高达98.8%的股份，后者在总人口约350万的蒙古国拥有180万用户，2024年市场份额达36.32%。蒙古国通信网络的技术标准、设备采购与运维体系深度依附于KDDI，这也是莫比康高管在当地享有极高政商资源的重要背景。

蒙古议员乌·敖特根巴雅尔和Mobicom公司的董事们在东方省外媒图片或视频截图

其次是蒙古唯一国际航空门户的运营权。2021年启用的乌兰巴托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由日本ODA日元贷款建设，但建成后运营权并未交回蒙古国，而是由三菱商事等4家日企与蒙古国企组建合资公司，日方持股51%，掌握15年运营权。

今年9月29日，乌其尔勒访日期间，JICA又与蒙古国政府签署了最高限额1582.84亿日元的机场扩建日元贷款协议，采购条件明确设定为“日本绑定”。这意味着从融资、建设到设备、运维，蒙古国未来数十年的航空技术标准与运营模式，都将长期锁定在日本体系内。

新乌兰巴托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的建造资金是由蒙古政府向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以0.2%低利息、40年偿还贷款而来的，机场工程由日本三菱商事规划、日本千代田化工建设负责建造。外媒图片或视频截图

第三是战略矿产与稀土领域的提前落子。日资企业参与了塔本陶勒盖煤矿、奥尤陶勒盖铜矿等项目，并对蒙古国约3100万吨稀土储量（据称居全球第二）抱有浓厚战略兴趣。尽管受限于内陆运输通道和全球稀土分离提纯产能分布，日本短期内难以在蒙古建成独立稀土供应链，但东京仍将其视为在“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框架下配合对蒙布局的重要棋子。

与此同时，以相扑为代表的文化外交，则为日本的资本与制度存在披上了一层温情面纱。冷战后，蒙古选手在日本相扑界表现突出，先后涌现出朝青龙、白鹏翔、日马富士公平、鹤龙力三郎、照之富士春雄以及丰升龙智胜6位蒙古籍“横纲”（相扑最高等级）。这些习得日本传统仪轨的蒙古力士载誉归国时，往往受到英雄般的礼遇，成为拉近两国公众心理距离的独特纽带。

日本历届政府也娴熟地将相扑明星转化为外交资产：朝青龙曾应官方邀请返蒙参加蒙日建交35周年庆祝活动；2013年安倍晋三访蒙时，将白鹏翔书写的斗方赠予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蒙古相扑力士还多次前往镰仓常立寺（元代被镰仓幕府斩首的杜世忠等5名元朝使节安葬地）进行供养，以象征历史和解。对小国而言，知名运动员拥有超出体育范畴的象征意义，相扑外交因此极大地增进了蒙古社会对日本的亲近感。

蒙古科学院学者曾对日媒坦言：“蒙古在军事安全上寄望于美国，经济安全上寄望于日本。”在对华经贸依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乌兰巴托试图通过引入日本的技术标准、基础设施与援助资金，践行“第三邻国”平衡策略，为自身争取更多对外议价空间。

这并非简单的“亲日”或“疏中”，而是一个内陆小国在地缘夹缝中寻求多支点的现实选择——只不过，当这种平衡策略延伸到生态灾难的问责现场时，它的代价便显得格外刺目。蒙古国在中俄两个永久邻国之间处理此类跨境生态安全事件时，忽视一线救灾邻国的巨大付出，反而把边境保护区的灾后重建变成迎合域外大国外交议程的筹码，最终透支的将是周边邻国的战略互信，也使自身在地缘博弈中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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