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夏衍致柯灵佚信十三封 | 杨乐 整理、考释

老友记——晚年的夏衍（左）与柯灵

一

小李同志：并即转柯、王、石、艾诸兄：

我此刻正在离仰光不远的五千公尺高空中，再过两小时，就到加尔加（各）答了。

正午离香港，五时五十分到仰光，稍停休息后迳（径）飞印度，天气越来越热，此刻已穿单衣，想上海正在严冬中。

到加城过夜，明日可抵新德里，一路平安。所中一切，请柯、王二兄多多偏劳。

先报平安，敬礼

夏衍

7/12

注：此信写于1953年12月7日，是夏衍在英国海外航空公司航空笺上写下的，寄给李子云（即“小李同志”）并转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的柯灵、王元美、石方禹、艾明之等人。1953年12月，夏衍作为中印友好协会代表团副团长随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等人一同访问印度，团员有袁水拍和冰心等人。代表团访问印度是应印中友好协会全国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邀请，参加印中友协第一次全国会议的。

二

柯灵同志：

关于《文汇报》股份事，已批同意，送交上海市新闻处了。

我从明天起休假半月，中旬即回。

在此期间，祗有一件事挂心，即刘知侠剧本的改编，因上影派不出人来协助，他又无经验，工作可能停滞不前，你假如有一个晚间的时间，盼能约他一谈，对改编工作给他以一些指点，并安排他这半个月内的工作。

陈荒煤又来催问你的作品，祝你工作顺利。

布礼

夏衍

31/7

注：此信未注明写作年份，应为1954年7月31日所写。信中所谈“刘知侠剧本”指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1956年公映、刘知侠编剧的《铁道游击队》。

三

柯灵同志：

来信及荒煤同志的信，都看到了，我同意他两次来信中所提的那些建设性的意见，对于你所拟的修改提纲，有些意见也曾在当面谈过，不多说了。关于孟辉的出身问题，我以（为）不必把它看得太机械，因为“智识份子”这一名称，可以解释为“高级知识份子”，也可以解释为“一般知识份子”，从初中毕业到大学毕业，外国留学，这中间距离很大，我设想，孟辉不可能是“文盲”，也不必一定是很高级的知识份子，照年龄来看，江浩娶妻的年代，可能自由结婚，也可能是凭“父母之言”而定，假如是后者，那么写初中毕业生，也是可以的。我想，旧社会中这样的情况很普遍，如写她初中程度，或高中肄业程度，在和江浩结婚后，又肯自己学习，而终于到后来她成为较高级的知识份子，也还是可以的，也还是可以更有利于刻划这个人的性格的。不知您以为如何？陈局长两信退回，下星期希望有个机会能谈一次。

敬礼

夏衍

9/4

注：此信未注明写作年份，应为1954至1955年间所写。信中所谈剧本指的是1956年公映、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柯灵编剧的《为了和平》，其中主角的名字是丁孟辉、江浩。

四

柯灵同志：

傅雷为其子表演费之事，囗囗囗囗囗囗，我复了他一信，抄奉一阅。傅总在外，自由主义很严重，为了爱护他，傅雷似应尽一点教育之责，不能一味宠纵，便时，请你去看看他，作为不知此事，从旁规劝一番。

夏衍

28/5

附：

傅雷先生：

4月29日来信收到已久，以事冗稽复为歉。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

傅聪同志在国外学习有成就，在南斯拉夫演出获得成功，这是可喜可贺之事，每次看到消息，都感到十分快慰。

关于傅聪在南斯拉夫演出酬劳问题的事，我们已接到驻南使馆文化处的报告，问题的发生是由于我国艺术家在国外作个人演奏，尚属初次，国内尚无对酬劳问题的具体条例和规定，（由于过去多是艺术团出国演出，国家亏累甚大，艺术家均未提过个人酬金问题）因此，使馆最初根据对方建议对艺术家付给酬劳，同意由傅聪接受，事后表示先交傅聪半数，其余向国内请示后再作决定，完全是应当的。现在经文化部讨论，决定除赶快拟定艺术家出国演奏的酬劳处理办法，俟报请批准后施行外，傅聪此次演出酬劳，决定全部付给傅聪本人。此事已由本部通知驻南使馆。

傅聪同志有艺术才能，对业务认真严肃，这都是他的优点，国家十分珍视，大力予以培养和帮助，从决定派他出国以及这几年来对他的关注，谅在鉴察之中，但目前也由他年事尚轻，缺乏思想锻炼，故今后除对于他的业务还要继续加以培养之外，作为一个新中国政府派遣出国的已经获得了声誉的青年艺术家，在思想作风上，对外言行上，政府主管部门也不能不负起帮助的规劝的责任。据我们所知，傅聪在波兰、南斯拉夫，在对外国朋友谈话中，由于缺乏应有的经验，常有失检之处，例如对南斯拉夫朋友谈到波兰的宗教问题时，认为是“一种黑暗势力”（此谈话曾在南国《星期周刊》上发表），并曾对南友发表了对波兰音乐界的批评等等，值此东欧兄弟国家大力和南斯拉夫调整关系之时，我们认为这种轻率言论会引起很不好的结果。即在您附来的他的家信中，我认为他在普通邮递的信件中议论波兰党政内情，也是不妥当的。以此次酬劳问题为例，他在国外获得荣誉，一方面无疑的是他个人辛勤劳动的结果，但也不能完全忽视国家对他的培养帮助，以及兄弟国家对新中国人民的仰慕的作用。梅兰芳先生二十年前在欧美演出，亦饮盛誉，但欧美人民对他的欢迎，以及京剧艺术在欧美发生的影响，都远不如去年我赴西欧艺术团的巨大与深远。由此可知今日各国人民对中国艺术及中国艺术家之欢迎赞誉，除个人才能外，亦不能低估新中国国际地位所造成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傅聪在给你的信中所表现的看法，也是有偏差的，他太孤立地看自己的成就了。

记得傅聪出国之前，我曾托柯灵同志代达鄙意，你可以了解。我们对他的前途怀着很大的期望与关注，“爱之深责之切”，我在此倒没有责备他的意思，但是，我却真挚地希望他今后能在思想上、政治上也作必要的努力，同时，也热望你能对他作更多的帮助，使一位天才在新的时代发出更大的光芒，为国家争取更大的荣誉。叨在知末，一切乞谅。

此致

敬礼

1956年5月28日

注：夏衍致柯灵信写在夏衍致傅雷信（油印件）的侧边，夏衍致傅雷信为1956年5月28日所写，故夏衍致柯灵信为同日所写。囗囗囗囗囗囗皆为遮盖部分，内容不可见。信中所谈“表演费”是指1956年3月14日至4月12日，傅聪在南斯拉夫的九个城市演出14场后的酬劳。夏衍当时已在文化部担任副部长，分管电影和外事工作，故而傅雷多次致信夏衍商量傅聪学习、演出事宜。柯灵则与傅雷相交甚密，又同在上海，故夏衍委托柯灵规劝傅雷。

五

柯灵同志：

我明日越南，暂不能送你们了。

衣物一包，请去便带沪，拜托。李子云想找你一谈，回沪后请约她一下。

敬礼

夏衍

29/3

1957年，夏衍摄于越南

注：此信未注明写作年份，实作于1957年3月29日。1957年3月30日，夏衍带团前往越南，并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和越南文化代表团团长瞿辉近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越两国1957年文化合作计划》上签字。整理者询问沈芸女士后得知，信中夏衍委托柯灵所带衣物是指给正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沈旦华（夏衍之子）的。

六

柯灵同志：

最近傅雷给我来了一信，反映傅聪近况，及摘录了傅聪最近来信的一部分内容。请你便告傅雷，他给我的信已收到，并即转请有关同志阅处，对傅聪仍请他保持联系，按原定方针进行一些适当的劝导。我近来很忙，不另复了。拜托。（此事便时乞告西民、大王同志）

敬祝

夏衍

29/4

注：此信作于1961年4月29日。楼适夷在《读家书，想傅雷》一文中曾说：“但应该感谢当时的某位领导同志，在傅雷错划为‘右派’之后，仍能得到一些关顾，允许他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讯关系。”这位领导同志不知是否指在文化部主管外事工作的夏衍，但通过此信可知，1961年傅雷仍向夏衍汇报傅聪的近况。在夏衍与柯灵的通信中，夏衍表示“对傅聪仍请他保持联系，按原定方针进行一些适当的劝导”，证明夏衍还在关注着傅聪的情况，并安排傅雷继续做他的工作。这项工作，正如楼适夷所说，使得“傅聪与远离的祖国牢牢地建立了心的结合”。

七

柯灵同志：

三月手示拜悉，诸承关注，心感。以群兄来籍（藉）知肝疾未愈，甚为系念。这种病，主要要靠休养，性急不得，望安心疗治。文化部有一位司长，他的病情和你的大致相似，从今春起，休养了八个月，最近已有好转，可以做半天工作了，所以还是不急于出院，卧床治疗为好。这一次会，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我也因为急需休息，所以也请了假，打算日内即去广州作短期休养。

我从前年在苏州疗养时，心脏病略有好转，今年夏末因燕铭病了，平羽去阿尔巴尼亚，光霄去古巴，部里百事丛集，加上国庆应酬较多，所以入冬以后又见不支，上海许多朋友来信，故未一一奉复，十分抱歉。我打算在年底（阳历）前回京，如不急，可能顺道经过上海也。于公如遇到，乞代致意，并望他不要勉强带病工作。匆匆问好

国容同志候之

夏衍

8/11

注：此信未注明写作年份，实为1963年11月8日所写。信中所提“燕铭病了，平羽去阿尔巴尼亚，光霄去古巴”分别指的是：1963年11月至1964年5月，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齐燕铭因生病告假，赴外地疗养；1963年9月至10月，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带领中国文化友好代表团访问古巴；1963年10月至11月，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带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信中所提“于公”，即于伶。

八

柯灵同志：

三月间来信，早已拜悉，因其时正值中央大抓文艺工作期间，燕铭又病，不能不勉强支撑。到四月中，初步才理出头绪，现在正在搞文艺各口的七年规划。你的来信本拟即复，一搁就拖下去了，直到昨日于公来信提起，只能向您道歉了。

生病是一件苦事，有许多事要做、想做而不能做，更是苦事。我从六二年发见心脏不好之后，有一个时候也深感苦恼，后来也就想通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道理。这两年，基本上用的是老爷汽车行车法，即注意维修，勿开快车是也。例如去年秋冬间忙了一阵，初冬觉得有点不支，便于十二月间到广东去休息了一个月。今年初又是大忙，我得到同志们的关注，只让我一天两班，勿使过度，并打算八月间再去外地走走，使脑力劳动单纯化一点，看来，这个办法对我说来是可行的，现在血压情况有好转，希望能巩固下来。

你比我年轻得多，我想你毫无着急的理由，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对于各种慢性疾病，我的想法是：一、乐观，二、每天有一定的轻微的体力劳动——如散步，体操，和三、对饮食，看书，做事……一切都要力求做到有节制，即不过分。不知这些经验对您有用否？

今春北方多雨，江南大概已经是春酣了，建议您暂时不忙于恢复工作，到苏杭一带去走走，如何？匆匆致

敬礼。囗嫂夫人乞候之。

夏衍

16/4

1964年

忘了于公的门牌号码，附信乞转交，谢谢。

注：此信为1964年4月16日所写。囗囗囗囗囗皆为遮盖部分，内容不可见。

1963年1月起至1963年5月，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齐燕铭生病疗养，其间文化部工作由夏衍主持。1963年底，夏衍曾在广东疗养，还曾在从化遇到了陶铸。信中所谈“中央大抓文艺工作”是指：1964年3月起，文化部党组连续召开七次党组会和党组扩大会，根据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对文艺工作的批示，对几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进行全面检查。信中所谈“文艺各口的七年规划”是指1964年4月10日，文化部党组扩大会议通过的《1964—1970年文化事业计划初步设想》（草案）。

九

柯灵同志：

真是好久不写信了，甚歉。去秋以来，患了神经性皮症，遍及全身，历时三月，后经中医治疗，才见好转。到十一月，方算基本上治愈，服中药近百服，真出意料，现在一般说来，已经可以工作了，只是神经不平衡的毛病似未完全根除。看书稍多，即感眩晕，我打算天气转暖后到外地走走，能工作点最好，万一体力不行，也可以“观点”若干时，以了解基本情况，时间地点定后，当作奉告。我已到亚非拉文化研究所工作，每周去二、三次，可以带书刊、资料在家里研究，所以比之从前，可读书的时间就比较多了，打算从头做起，从头学起，有生之年，作一些有益于党的工作。

您的身体如何？国容同志已康复否？甚念甚念。昨承赐糖果，谢谢。祗祝

春节愉快。

夏衍

一、二〇

（又，去年托你买的眠尔通，当时忘了是否将款交你？记性真是太坏了。便时乞告。）

注：此信作于1966年1月20日，是目前所见“文革”前夏衍的最后一封书信。信中所谈“我已到亚非拉文化研究所工作”，是指1965年8月，夏衍被调到对外文委亚非拉文化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此前，多个《夏衍年表》和《夏衍年谱》均认为夏衍未曾到任研究所，但本信中夏衍亲述已到研究所工作，每周去两三次，可据此对以往年表、年谱作重要修订。

十

柯灵同志：

大作拜读，甚佩甚感，但不少过誉之词使人惭汗而已。文中第三页倒三行我改了几个字，即将“无产阶级也照样犯”改为“解放后某些人也照样犯”，不知当否，请酌。此文在香港《文汇报》发，我无意见。

我近来身体尚可，请释念。国容同志乞代问好。专此并致

敬礼！

夏衍

五月十日傍晚

明日星期天，大文当于星期一送致季定洲。

注：此信未注明写作年份，实作于1980年5月10日，因1980年5月11日为星期天。信中所说“此文”，即1980年柯灵所作《辛苦了，老水手！——祝夏衍同志80寿辰》。季定洲为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

1984年4月26日，夏衍参加《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编写会议与戏剧界朋友合影。一排左起：陈国容、柯灵、陈白尘、夏衍、赵铭彝、于伶、葛一虹、陆翰云；后排左起：钱璎、马明、惠小砚、陈雪岭、董健、顾文勋、朱栋霖、待考、徐天健、陈韶、金玲、徐大妹。

十一

柯灵同志：

手札及剪报早已收到，国庆前后杂事丛集，迟复为歉。《幸存者的足迹》拜读，过誉之处，既愧且感。京华风雨，集中在四、五月间，现在大气候已有变化，但小气候还是在继续之中，十三大后可能阴雨转晴。但习惯势力强大，看来风雨还会不时袭来，但我辈饱经风霜，淡然处之，静观各色人等的表演，亦一“乐”也，贱躯如常，可请释念。小李去美后没有消息，可能于十一月初回来，这是王蒙说的。足下甘肃之行，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您的日记后才知道的，辛苦了吧，一切盼能加意珍摄！嫂夫人乞代问好。

夏衍

十、七

又：我大约于十五日前后赴杭，可能月底到沪。

注：此信未注明写作年份，实作于1987年10月7日。《幸存者的足迹》文章全名为“幸存者的足迹——读《懒寻旧梦录》”，是柯灵读《懒寻旧梦录》所感，写作时间为1987年5月10日。“小李”即李子云。

十二

柯灵同志：

惠函收悉，承关注，甚感。贱恙服中药约一月，已有好转，可释念。北京今年天气异常，干旱不下雪，所以闭门不出，即北京俗语所说“猫冬”也。

文艺界都在等着换班子，但看来也不容易，中国人的大症在于走极端，右了就左，左了就右，似乎反自由化就一定要提倡僵化，可叹也。

《论夏衍》一书中划的红线，是我孙女划的。她在电影学院肆业，不是我要自存的，送错了很抱歉。匆复。

问好！

国容同志候之

夏衍

十二、十六

注：此信未注明写作年份，实作于1989年12月16日。《论夏衍》一书是指1985年夏衍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5周年之际，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家协会和北京电影学院联合举办了“夏衍电影创作与理论讨论会”后，在1989年6月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会议论文及发言汇集。整理者询问沈芸女士后得知，夏衍误将当时正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沈芸自用的《论夏衍》一书寄给了柯灵，书中有沈芸所画红线若干。

十三

柯灵同志：

两次大示均早收到，由于近来心情恍惚，静不下心来，所以一直未能着笔。今天忽忙地写了几句，聊以塞责，十分抱歉。不妥之处，望希笔削。匆匆，祝

新春大吉，嫂夫人乞问好。

夏衍

二、二五

又：缺了丁西林，是否能补上？

注：此信未注明写作年份，所用纸张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红头信笺（字样为简体，常见于20世纪70、80年代），故判断写作时间应为1978年5月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恢复中国文联工作后。目前《夏衍全集》记载的1978年后丁西林的文字有一处，即夏衍1981年发表在《花城》杂志上的《赞颂我的“老大姐”》中说“记得1953年我和她（整理者：指冰心）一起参加以丁西林同志为团长的中印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但与本信内容不符，因此本信写作时间及夏衍“匆忙地写了几句”的文章仍需再做考证。

作者供职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艺术研究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人文视域下‘中国话剧五十年史料（1907—1957）’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号：25CZW09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