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冬，贵州遵义城外，中央红军刚刚摆脱湘江惨败后的困局，国民党军却没有立即发起总攻。对蒋介石而言，红军固然是必须解决的对手，但贵州、云南、四川三省的地方实力派，同样是南京政府难以直接控制的力量。
这正是第五次“围剿”中容易被忽略的一层。蒋介石调集重兵追击红军，并不只是为了把红军堵死在中央苏区，还想借红军转战西南的机会，把中央军的影响力推进川、黔、滇三地，顺手削弱当地军阀。
要看清这一点，得先回到中原大战之后。1930年11月，中原大战以蒋介石一方取得优势告终，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军事力量受到压制，东北军也在张学良主持下转向拥护南京政府。蒋介石名义上掌握了全国最大的军事集团，实际控制却没有那么牢固。
各地部队仍有自己的地盘、税收和人事系统。中央政府的命令到了地方，往往要经过讨价还价。名义上的统一，和真正的军事统一，完全是两回事。
当时的西南尤其复杂。贵州由王家烈控制，云南掌握在龙云手中，四川则有刘湘、刘文辉等多股力量，广西还有李宗仁、白崇禧领导的桂系。它们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却都不愿意把军队和地盘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很清楚，若直接派中央军进入西南，很容易引起地方军阀联合抵制。红军的出现，却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理由。只要以“追剿”为名，中央军便能进入这些省份，地方势力即使心存戒备，也很难公开阻挡。
蒋介石曾对陈布雷谈过类似意思：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红军进入之后，中央军便有了顺势进入的机会。这个判断，后来确实成为第五次“围剿”外溢出的政治效果。
有意思的是，中央红军抵达贵州后，国民党军并没有始终保持猛烈压迫。蒋介石一方面命令部队布置追击，另一方面又利用地方军阀对红军的恐惧，让他们先承担正面压力。中央军则寻找机会向贵阳、昆明和四川腹地推进。
王家烈便是最早受到冲击的人。贵州军队数量有限，内部派系又多，真正能够完全听从王家烈调遣的部队并不充足。红军进入贵州后，黔军连续受挫，王家烈的军事实力明显下降。
1935年2月，红军在遵义附近发起娄山关战斗，击败黔军和相关部队。此后，红军再次转战遵义，黔军遭受进一步打击。对红军来说，这是摆脱追击、争取主动的重要一战；对蒋介石来说，却也造成了一个意外有利的局面。
王家烈的部队被削弱后，蒋介石随即把中央军推进贵州。贵阳受到压力，王家烈已经没有足够力量抗拒。蒋介石以“剿匪不力”为由，要求他在贵州省政府主席和第二十五军军长之间交出一项权力。
王家烈起初试图保住军职，但蒋介石又分化其部下，争取了部分师长。失去部队支持后，王家烈的军长职位也逐渐失去实际意义。后来，他离开贵州，前往南京担任参议，贵州则被纳入中央军能够直接影响的范围。
这不是简单的人事调整，而是一次典型的权力拆解。蒋介石没有通过一场大规模战争消灭黔军，却借红军作战造成的结果，压缩了王家烈的军权，再用任免和分化完成接管。
四川的情形也很有代表性。1935年2月至3月，红军强渡嘉陵江，突破川军防线。蒋介石抓住川军作战失利的机会，将责任推到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身上，撤销其职务并加以查办。
田颂尧被处理，表面上是追究战败责任，实际也带有削弱川军、震慑地方将领的意味。中央军借追击红军进入四川，地方军队则在一次次调动和问责中丧失独立性。
云南的处理方式相对温和。龙云的实力比王家烈强，云南地方军政体系也更加稳定，蒋介石很难用贵州那种方式直接夺权。因此，他更多采取拉拢、许诺和政治施压，让龙云在保留部分地方权力的同时，逐渐接受南京政府的主导。
红军转战西南，原本是为了寻找生路，却使蒋介石获得了进入地方势力范围的借口。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后，中央军也沿着追击路线展开部署。红军没有被消灭，但西南地方军阀之间的平衡已经被打破。
不过，这种政治收益并不等于第五次“围剿”取得了军事胜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部队由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军事指挥逐步调整，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行动使红军跳出了重兵包围。
因此，第五次“围剿”既没有完成消灭中央红军的核心目标，却让蒋介石在贵州取得直接控制，在四川削弱地方军队，在云南扩大政治影响，并进一步牵制广西桂系。对蒋介石而言，这是一场军事目标落空、地方权力有所收获的复杂行动；而红军的突围，也使这份政治收益始终没有转化为彻底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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