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4日,武汉洪山监狱的铁门打开的时候,外面没有车来接。
李俊拎着一个塑料袋走出来,袋子里装着他在里面用的日用品和几本书。门口的路上有出租车经过,他拦了一辆,去了火车站。
那天武汉的天气不算好,阴着,空气里有一股湿冷的味道。火车站广场上人来人往,没有人认出他。三年前他的名字上过全国媒体的版面,三年后,那个名字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
他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票。
去北京干什么,他心里有个大概的方向——写病毒的那套本事,反过来就是找漏洞。安全公司需要能看懂病毒代码的人,这一点他清楚。他在监狱里就想过这条路,出来之后第一站就奔着这个方向去了。
2010年1月的北京,风大,干冷。
李俊带着简历跑了几家公司。金山、瑞星、奇虎、江民,四家都是当年国内安全行业有字号的企业,门口都挂着反病毒的招牌。他联系过其中几家,有的收了简历,有的约了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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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收下简历之后,给了他一样东西——一张“民间安全观察员”的证书。证书是纸质的,盖了章,看起来挺正式。但岗位没有。证书是姿态,岗位是饭碗,中间隔着的不是技术。
另一家本来约好见面的公司,临时把那次见面取消了。取消的理由没有人公开讲,但圈子里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一个写过熊猫烧香的人,简历上那三年刑期比任何技术证书都显眼。
中专学历,有案底,“毒王”两个字贴在额头上。这三样东西,比任何一张证书都硬。
一家杀毒公司如果把一个写过病毒的人放进核心安全岗,竞争对手第二天就能拿“黑客出身”做文章。这笔账,坐在办公室里的人都会算:请一个天才的收益,抵不过一句“他们招了个病毒作者”的损失。
媒体那阵子跟着他跑。他去成都认养了一只真熊猫,取名“云”。一头是屏幕里的病毒熊猫,一头是笼子里的真熊猫,这个画面对媒体来说太好用了。后来“熊猫安全顾问”“买软网CEO”这些名头也陆续挂到了他身上。名头听着响,落到手里的东西不多。
热搜退下去以后,他手里能长期干的事几乎没有。没有人给他一个能待三年五年的岗位,也没有人愿意把核心系统交到他手上。
正当的门没关死,但开得很窄。
另一扇门一直虚掩着,门后是老狱友。
2009年12月,距他出狱还不满一个月,张顺的电话打来了。时间点卡得很准,像是早就等在那儿。
张顺比他早出来一年,落脚在浙江云和,开了一家“浙江腾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营棋牌游戏软件。云和是丽水下面的一个小县,四面环山,不通铁路,从杭州过去要坐好几个小时的大巴。那地方搞棋牌游戏的公司不止一家,租金便宜,人力成本低,做出来的东西往温州、台州那些民营经济活跃的地方卖。
张顺的生意不好做。温州客户付了定金,把软件拿回去试用,问题一堆,最后退货。软件卖不动,公司要活下去,就得找别的路子。
电话里张顺说的是回来一起干,改邪归正,创业。李俊去了。第二次入狱的起点,就在这一趟。
公司起步那阵看着确实像要走正路:买游戏源码,搭棋牌平台,“牛牛”“梭哈”“两张”陆续上线。棋牌游戏本身不违法,全国做这个的公司一抓一大把。那几年智能手机还没完全铺开,棋牌游戏主要跑在电脑上,玩家群体以网吧用户和闲在家里的人为主。
玩家下注用的是“游戏豆”。官方给的标价是5000元买1亿豆。到这一步,豆还是虚拟道具,钱进了公司账,玩家手里多了一串数字。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它只是一家做不动的棋牌公司。
转折出现在后面——他们开始发展“银商”。
银商干两件事:高价把游戏豆卖给玩家;低价把玩家赢回来的豆回收成人民币。一进一出,豆就有了价格,也就有了兑现的出口。
钱怎么走,账面上写得清楚。总代理从公司拿豆,1亿豆4800到4900元;卖不掉的豆,公司承诺回购,再返2%到5%的点。公司兜底,代理才敢囤货。
两头一接,游戏豆的身份就变了。它不再是积分,是能进出人民币的筹码。筹码有价,牌桌就有输赢之外的另一层意思。
拉人的办法不新鲜,但管用:去网吧发体验卡、印鼠标垫,在搜索引擎做竞价排名;另外安排专人发展银商、做资金结算。线上线下的口子一起开。
李俊在这套分工里的位置很清楚:不拉客,不收钱,管技术。服务器搭建、后台控制、防攻击、对抗同行、玩家客户端维护,全归他。平台能跑一天,他的代码就在底下撑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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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条流水说穿了就一层窗户纸:充值人民币,买游戏豆,牌桌上分输赢,银商把豆回收,再变回人民币。五个环节,一环扣一环。只要豆能换钱这条通道是通的,棋牌室和赌场之间就没有墙。墙不是被推倒的,是根本没砌。
“金元宝”跑了有一年多。一年多时间,足够把流水做起来,也足够把证据留全。
2013年6月,警方收网。到案时,平台上聚集的参赌人员有2200多人。涉案赌资7600余万元,公司非法获利800余万元。
这些数字不是收网那天才开始攒的。2012年公安部严打网络赌博,平台的资金流水、银商层级、后台日志,早被一条条固定成证据链。
2014年1月8日,浙江丽水莲都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距离熊猫烧香那一判,过去了六年零三个月。李俊第二次站上被告席,这一次他32岁。
判决一条条念下来。张顺,开设赌场罪,有期徒刑五年,罚金20万。李俊,开设赌场罪,有期徒刑三年,罚金8万。同案其余24名被告人分别获刑。一个棋牌平台,最后拉出来26个人。
法庭上李俊的辩解是只管技术,没出面收钱。这句话听着像在划界限,划的是工位和罪名的界限。法院没认这个说法。共同犯罪看的不是谁坐在哪个工位,是你在这盘局里起了什么作用。没有他写的那套底层系统,那张赌桌一天都转不起来。
账还有一笔要掰清楚。网上传李俊骗了7600万,这话不对。7600万是桌面上转来转去的赌资,不是他装进口袋的钱。麻将馆里坐一晚上,四个人面前堆着十万筹码。老板不碰筹码,只收每局台费。那十万不是老板挣的,台费才是。“金元宝”案里,7600万是流水,公司非法获利800余万,李俊个人分到的是其中一部分。法律定的是开设赌场,不是诈骗。两个罪名差着档次,也差着对行为的不同理解:一个是搭台抽水,一个是骗人掏钱。
熊猫烧香那件事,得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2006年的中国互联网,跟现在完全是两个世界。那时候宽带刚刚普及到县城一级,网吧里清一色的大头显示器,机器跑的是Windows XP,杀毒软件还在一盒一盒地卖光盘。装系统要用Ghost盘,重装一次二十分钟,网吧网管一天能装几十台。
那年的病毒生态也跟现在不一样。没有暗网交易,没有比特币勒索,写病毒的人变现渠道很窄——卖病毒源码、卖感染量、卖被感染的机器控制权,就这几条路。
熊猫烧香的技术底子是一种叫“威金”的蠕虫病毒变种。李俊在威金的基础上改了传播方式和感染逻辑,加了那个标志性的熊猫图标。病毒通过U盘、局域网共享、网页挂马几条路同时传播。2006年那会儿U盘还是主要的数据交换工具,网吧里一个人插U盘,整排机器跟着中招。
病毒发作时的症状分几层。先是程序图标全变成那只举着三炷香的熊猫,半眯着眼,两只手掌合在胸前。然后系统开始变慢,蓝屏,死机,重启之后过不了多久又瘫。用户以为是自己电脑坏了,重启了一遍又一遍。
更实在的损失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游戏账号、QQ密码被人成批从后台捞走,机器还能开机,账号里的东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等有人发现登不上,病毒的活儿早干完了。
李俊卖出去120多份,个人非法获利14.5万元。这个数字后来被写进判决书,落在“非法获利”那一栏。
买他病毒的人里,有网吧老板,有做私服的游戏贩子,也有专门收感染量再转手的中间人。那几年互联网上有一批人专门做这个生意——低价收病毒样本,加壳改装,往外卖。熊猫烧香只是其中一个牌子,只不过它做得最出名。
2007年9月29日,湖北仙桃市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李俊,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有期徒刑四年。同案的张顺两年,王磊两年六个月,雷磊一年。四个人里他判得最重。案卷里记着他有立功表现,也没有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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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舆论场愿意给这种故事一个温和的结尾:年轻人有本事,走了岔路,吃了官司,出来重新做人。这话在2007年听起来很顺。
没人料到,同案名单里判得最轻的那个张顺,几年之后会成为李俊第二次入狱的引路人。两个人的名字先并排出现在熊猫烧香的判决书上,后来又并排出现在“金元宝”的判决书上。
熊猫烧香之后,中国互联网的安全生态变了一轮。杀毒软件从收费模式转向免费模式,360在2008年推出免费杀毒,瑞星和金山被迫跟进。免费杀毒铺开之后,个人电脑的中毒率大幅下降,病毒作者的变现路径也跟着收窄。写病毒卖源码这条路,到2010年前后基本走不通了。
李俊出狱的时候,赶上的是这个转型期的尾巴。安全公司需要人,但需要的是能写防护规则、能做渗透测试、能分析样本的人。一个写过病毒的人,技术上够得着这些岗位,但背景审查过不去。
他后来去浙江云和找张顺,走的是另一条路。那条路上没有背景审查,没有学历门槛,只有一行一行的代码和一张一张的订单。
云和那个地方,棋牌游戏公司扎堆不是偶然。当地政府那几年在推信息产业,租金和税收都有优惠。从温州、台州过来的小老板在这里租个办公室,招几个程序员,买一套棋牌源码改一改,就能上线运营。做得好的一年流水几千万,做得不好的两三个月就关张。
张顺的公司属于中间那一档。有客户,但客户不稳定;有产品,但产品不成熟。温州客户退货那次,公司账上的钱已经撑不了几个月。转做“金元宝”这个平台,是公司活下去的唯一一条路。
李俊进公司的时候,平台还叫“腾翔棋牌”,跑的是正规棋牌游戏的路子。后来加了银商,加了兑换通道,平台的名字改成“金元宝”,玩法也从单纯的棋牌变成了带筹码下注的模式。
这个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先是有人问能不能收豆,公司试着做了几笔;后来问的人多了,公司干脆把回购写进了代理政策;再后来银商成了平台生态里不可缺少的一环,没有银商,玩家不来;没有玩家,银商不囤豆。两边互相咬着,越咬越紧。
2012年公安部严打网络赌博,浙江是重点省份之一。丽水警方从银商的资金流水入手,一层一层往上查,查到了腾翔公司,查到了张顺,查到了李俊。
收网那天是2013年6月,警方在云和、温州、杭州几个地方同时动手。李俊在云和的办公室里被带走的时候,电脑还开着,后台的监控页面上一排一排的在线玩家数据还在跳。
2014年1月8日宣判那天,莲都区法院的旁听席上坐了一些人。有被告人家属,有记者,也有从北京专程赶过来的互联网行业观察者。李俊穿着一件深色外套,站在被告席上,表情平静。判决念完,他没有当庭表示上诉。
2015年中旬,李俊第二次出狱。这一次门口没有镜头,也没有等着递名片的人。
没有媒体蹲点,没有企业递offer,也没有认养熊猫的新闻。他从公开视野里彻底消失。
按1982年出生算,他现在四十出头。再往后他干了什么,判决书之外没有可靠信源。
能盯住的只有两条盖过章的时间线:2007年,卖病毒,获利14.5万,坐4年;2014年,开赌场,涉案7600万,再坐3年。
同样的代码能力,第一次用来感染电脑,第二次用来搭赌局。载体换了,底层逻辑没换——都是用技术抄一条离钱最近的小路。
熊猫烧香那个年代,写病毒的人靠卖源码赚钱,钱来得快,风险也来得快。2010年之后,写代码的人靠给灰产平台搭后台赚钱,钱来得稳一些,风险藏得更深。李俊两次踩的是同一条河,只是第二次河水比第一次深。
近几年的判决书里,一模一样的架子还在搭,只是外壳越换越轻。
湖北罗田,一个“XX麻将”APP。圈主建亲友圈,卖房卡,每局抽2元,积分按1分等于1元跟赌客结算。有人充值10.5万,圈主抽头16.6万。2025年,这名圈主以开设赌场罪判二年三个月,缓二年六个月,罚5000元。抽头比充值还多,说明这个池子转得有多快。
湖北石首,有人拿麻将APP当圈主代理,设“跑得快”“赖晃”等玩法,抽水提成,代理再发展下线结算。2026年3月一审,11人获刑,最高五年六个月。
上海浦东,吴某既没开平台,也没写代码,只给网络赌场做资金结算,用微信支付宝走账。开设赌场罪,算从犯。
上海青浦,常某在线下开“炸金花”“牛牛”的局,自己兑筹码抽成,涉案30多万,判一年,罚两万。
把这些案子跟“金元宝”并排摆,规则完全一样:充值,下注,能提现。技术从电脑搬到了手机,从端游搬到了微信群里。三个环节缺一个,是游戏;三个环节齐了,就是赌场。这句判断不看平台叫什么名字,也不看它挂在哪家应用商店。
游戏豆、金币、积分、钻石,叫什么不重要。能稳定换回人民币,性质就定了。
写病毒那套本事,用来找系统漏洞,是安全研究员;用来卖病毒,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用来给赌场搭底层,是开设赌场的共犯。
不是技术选边,是人选边。
那只举着三炷香的熊猫,早从电脑屏幕上消失了。它背后这套东西没有消失。一个新平台,一套虚拟币,一群银商,一条提现通道,几个懂技术的人把系统搭稳,前面再挂一张休闲娱乐的皮。
代码不会自己作恶,敲回车的人会。
李俊两次站上被告席,第一次24岁,第二次32岁。中间隔着出狱、求职、证书、创业、再入狱。他不是没遇到过正路,是正路慢、灰路快,他两次都伸手去拉那扇最好开的门。
2006年那会儿,中国网民数量刚过一亿。2026年,这个数字翻了十倍不止。写代码的人多了,能写病毒的人多了,能给赌场搭后台的人也多了。李俊的故事之所以还被反复提起,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是因为他做了太多人够得着的事。
熊猫烧香的技术门槛在今天看来不算高。一个熟练的编程爱好者,照着公开的蠕虫代码改一改,花几个晚上就能做出类似的东西。真正难的不是写代码,是写完之后的那条路怎么走。
李俊第一次走错了,判了四年。第二次又走错了,判了三年。两次之间隔了七年,七年里他试过走正路,没走通。正路没走通的原因很复杂,有社会的偏见,有企业的顾虑,也有他自己的选择。但第二次站上被告席的时候,那些原因都已经不重要了。法庭看的是他做了什么,不是他为什么做。
云和那个小县城,现在还有棋牌游戏公司在运营。有的做正规棋牌,有的打着棋牌的幌子做别的。当地监管部门这几年查得紧,隔一段时间就有公司被查。查完之后,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同样的模式又搭起来。
技术一直在变,模式一直没变。
充值,下注,能提现。三个环节齐了,就是赌场。这句话写在判决书里,写在警方的警示通告里,也写在每一个因为开设赌场罪进去的人的案卷里。
看到游戏能充钱、能下注、还能提现,不用管它画的是熊猫、是金鱼、还是钻石——那已经不是游戏,是别人摆好的桌。桌对面坐着的,可能就是下一个把技术用错地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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