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先生在清华大学文史哲建系百年大会上的演讲：科技与人文，大道同源

近日，菲尔兹奖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丘成桐在“清华大学文史哲建系百年大会暨清华人文论坛”上作主旨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科技与人文虽然各有其思维方式，但其最终目标都是追求真理与美，二者的交融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下为报告主要内容。

菲尔兹奖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丘成桐。（资料图片）

今天是清华文史哲这三个学科百年纪念的重要日子。这三个学科也恰好是先父丘镇英教授的专业，他于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的香江书院创立了文史哲这个学系。他在此期间的著作，对我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蒙作用。尤其是他的《西洋哲学史》，纵述自希腊哲学家到康德哲学的种种观点，对我以后做学问有着深远的影响。

他对学问采取宏观的态度。这种方法正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100多年前就在他的著作《人间词话》中提出来的——做学问的第一境界可以用北宋晏殊的词来描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无论古今中外，哲学都在探索芸芸现象背后的原理、穷究宇宙的规律，从而得到对人生、对社会以至整个宇宙的全面看法，这便是王国维所说的“望尽天涯路”。因此，做学问的第一步，就是观察宇宙，观察人事物象。而要将这些观察得到的素材转化成真正的知识，我们必须以怀疑的态度，秉持客观的立场，去作理性的思考。经过反复推敲，才能形成自己的认知，达成系统性的看法。

『情动于中，始有创造』

现在我来谈谈现代的科技和人文。它们虽然各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但是目标都是求真和求美，它们同源共生、彼此交融。科技为人文立实，人文为科技立心，科技和人文走的都是贯通一体的大道。

无论科技还是人文，真正可贵的创造力，皆源于丰盈真挚的情志与开阔豁达的胸襟。回望中华千年文脉，屈原赋《离骚》，司马迁著《史记》，陶渊明咏田园，李白、杜甫抒写胸臆，苏轼描摹人世沧桑，无一不是真情流露、气韵磅礴。何以故？

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司马迁亦言：“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能够传世不朽的经典，皆有至大至刚、至柔至远的风骨，藏天地家国之情怀，载人生沉浮之体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儒家经书奉为文之上品，贵在载道明理。我以为，这里的“道”，并非只是修身立德、关切世事的人文之道，亦是天地万物运化的自然科学之道。

解决大问题时，科学家的主观情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探寻未知真理最本源、最持久的动力。面对震撼心弦的自然真理，他们倾尽心力追寻真相，真切感受到科学定律是如此简洁、有力，由衷惊叹自然结构的无比美妙。“苟真理之可知，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文天祥身陷囹圄仍坚守正道、作《正气歌》以明志的浩然风骨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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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逐美，殊途归一』

数学是科学的基础。数学家为了做一流的学问，往往会运用古典文学“赋、比、兴”的创作手法。这不是文学修辞的比喻，而是文理相通、知行合一的真实印证。近现代数学家在不同分支取得突破性成果，其思维路径、创新逻辑与文学家高度相近。

我始终坚信，好的数学家、科研学者要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当我们心怀人文底蕴，便能从百态人生、自然万象中汲取灵感、启迪思辨，不断打磨、完善数理理论体系，实现科学的至真至美。若故步自封，在前人成果上修修补补，便只能做跟随性的工作，成就不了开创性的学问。

世人多认为，科技务实致用、重在工具功用，人文风雅超然、只求精神情怀。而事实上，科学家探索自然之真，文学家求索人世之美，看似领域迥异、路径不同，但内心深处始终坚守着同一份追求——对极致完美的不懈探寻，求真逐美，殊途归一。

一套成熟自洽的数理理论，其逻辑之严密、架构之精巧、体系之完备，不逊于一部文学经典。法国数学家韦伊以代数几何拓展数论边界，美国数学家朗兰兹用自守形式搭建数论的大统一纲领，我与同仁发展几何分析，皆是为自然万物之真，探寻最完美、最自洽的阐释框架。这份对极致完美的执着向往，并非功利的工具理性所能解释，而是源于本心深处对真与美的笃定信仰。

物理学家外尔说过一句话：“假如理论和见到的现象有冲突，而这个理论漂亮而简洁的时候，我宁愿相信理论本身。”规范场论的蓬勃发展，正是根植于这份对科学之美的信仰。

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在完成相对论量子力学中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后也曾感慨，这套方程“优美地描述了基本粒子的性质，有些性质连自己事先都未曾想到”。这正是科学创新的奇妙之处：我们用以探寻真理的工具，终会带着我们突破认知边界，走向更远的未知。

文学家也一样。曹雪芹著《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他将半生阅历与人世沧桑熔铸成一个完整鲜活的艺术世界。这部虚构的文学作品对人性与社会的刻画，远比诸多写实记录更为深刻动人。后世无数文人尝试续写，终究无人企及，只因缺少他那份至深至纯的人文情怀和贯通全局、追求极致的格局。

科技向外，以理性解构天地万物、求索自然至真；人文向内，以情怀观照人间百态、坚守人世至美。科学家和文学家，一个面对自然，一个面对人世，但内心深处对完美的向往始终不变——求真务实，止于至善。

『文理交融，探寻大道』

我们何以培育这份贯通文理的创造性思维，涵养求真逐美的治学本心？答案藏于博雅教育，藏于文脉浸润，藏于历史传承。

我常对学生说，做学问不分文理，首要贵在真心、真情。当一个年轻人对自己要学习的学问有浓厚的感情后，治学之路方能水到渠成、行稳致远。而这份纯粹的热爱与坚守的定力，离不开长期的人文熏陶与博雅滋养。

我这一生获益于人文熏陶良多。我特别佩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以及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这些大师对中西文化的深刻洞见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思考。王国维的文学观直接影响了我对数学的看法。他说，文学需要有意境，科学论文何尝不需要意境？他说，《红楼梦》通过许多触及人心但看来毫无关系的事情，交织成一本悲金悼玉的巨著，这番话引起了我创立几何分析的壮志雄心。

少年时读《左传》，读《楚辞》，读《太史公书》，读魏晋南北朝诸名家，如曹植、陶渊明诗赋，古朴自然，意境高超，使我觉得可以如《文心雕龙》所说那般——“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这句话至今仍激励着我，治学当立千秋之志，求不朽之学，不必困于一时之得失，囿于一隅之见解。这种志向，这种胸怀，是我做学问的根基。

以后读李后主和宋徽宗的词，正如王国维所说，文字之极致，“真可谓以血书者也”。宋朝以后，文风丕变，继之以长篇戏剧和小说，引起我心中共鸣的作品，莫过于《红楼梦》。《红楼梦曲》中这样写道：“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对我来说，《红楼梦》中的金和玉就如数学中的真和美，不断地牵引着我的情怀，去创造“悲金悼玉”的几何分析。

我现在每周都坚持为学生讲授数学史课程。为什么要讲历史？因为史为明镜，它不单指出前贤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也将千年来祖先留下的情感传给我们。不读历史，不知来处；不知来处，便不知去处。

数学史尤其如此——它让你看到一个个伟大的思想是如何诞生的，让你感受到那些数学家当年的喜悦与挫折。这种感受，比任何公式都更能打动人心。

我们的科学家在人文方面的修养尚欠深厚，对自然之真与美，体认未足，感发未深。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情感和富有深度的民族，这种情感对科学家和文学家而言是共通的。前述的诸多先贤之作，比之世界文学之巅，亦不遑多让。

我期许新时代的青年学子，怀质朴真心，守求真初心，承前贤文脉而不盲从固守，既能深耕数理、探自然真趣，亦能浸润人文、养浩然胸襟、坚守治学初心。以人文涵养格局，以科学开拓前路，在文理交融之中探寻大道、成就自我。

原标题：《丘成桐先生在清华大学文史哲建系百年大会上的演讲：科技与人文，大道同源》